朱也旷

　　松竹梅餐厅栗色的柜台后，站着两位体态截然不同的小姐。一位高而瘦，我们背地里称她为瓶瓶；一位矮而胖，我们背地里称她为罐罐。在罐罐头上方二尺处，柜台的顶部，爬满了塑料的常青藤。绿叶丛中，掩映着黄色的桔子和紫色的葡萄。不用说，它们也是塑料的。餐厅的北墙上，一面大镜子嵌在栗色的边框中。我们照例挨着镜子落座。今晚，手拿红色菜谱夹向我们走来的是罐罐，而不是瓶瓶。她们两人都不漂亮。相形之下，瓶瓶要好看些。她毕竟显得高挑些。

　　菜谱在我们手中传来传去。其实，我们所点的不外乎尖椒土豆丝、麻辣豆腐、京酱肉丝、盐煎肉、醋熘白菜、最多也就是水煮鱼之类的东西，大可不必看什么菜谱。今天是马丁请客，他要了个铁板腰花。最后，菜谱传到了郝杰手中，他扶了扶眼镜，翻前翻后，点的竟是熘肥肠。自从磕上小叶后，郝杰就很少来了。他大概早忘了教主不爱吃熘肥肠。

　　“小姐，你们这儿的熘肥肠，干不干净？”

　　镜子里，郝杰歪着头，肆无忌惮地瞅着罐罐丰满的胸脯。那是罐罐身上惟一的风景区。

　　“干净。我们都洗好多遍。”

　　“真的？”

　　“真的”。

　　“不对，”郝杰摇摇头，一本正经地说，“肥肠可是不干净的好吃。肥肠么，要的就是那个味儿。”

　　在一片笑声中，罐罐也展眉笑了。罐罐一笑，脸上的肉就拥挤起来；加上镜子有些不平整，喜剧效果就更明显了。她低下头，往菜单上写着想必是熘肥肠的字样。罐罐的耳环下有一个树叶状的小坠子，在镜子里金光闪闪地摇曳着。

　　镜子里，郝杰坐在我身旁。他像往常一样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的头上下晃动时，我能看见镜片上一轮一轮的圈儿。我觉得郝杰变了，变得有些不像从前那个郝杰了，便扭头看了看他。

　　“马丁，你这趟去海南，收获怎么样？”教主打趣道。

　　“什么收获？”马丁闷闷不乐地回一句。

　　马丁前天刚从南方回来。他在海南岛半个多月的经历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两周前，教主就不无讥讽地说：

　　“海南嘛，那可是马丁去的地方。”

　　马丁两杯啤酒下肚，脸就红了，嗓音里夹带着兴奋：

“我在一条街上散步，街道两侧的药店数不胜数，可药店里只卖两种药，一种是春药，另一种——”他卖起关子来。

“另一种还是春药。”我抢着说，想起了鲁迅的话：屋后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上中学时，语文老师把这句话吹嘘为神来之笔，当时我可不觉得有什么好。

“另一种嘛——，嘿嘿，是治性病的药。”马丁得意地说。

没过多久，马丁的脖子也红了。借着酒劲，他开始吹嘘他所谓的喜剧：拿沙特工资，住美国房子，开德国轿车，娶日本女人，泡法国情人，穿意大利皮鞋，雇菲律宾女佣，抽古巴雪茄，吃中国饭菜。他说，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公司里的老外亲口对他说的；又说，有喜剧就有悲剧，悲剧是什么呢？喏，拿中国工资，住日本房子，吃美国饭菜，娶德国老婆，开菲律宾轿车，泡古巴情人……泡古巴妞是悲剧吗？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议。过了一会儿，焦点又回到马丁身上，但他依然回避自己在海南的问题。后来他干脆说他在海南播了很多的种子，到明年就会收获很多的baby了。他的说法遭到了教主的嗤笑。教主说，他们单位有个处长，人称张侃，无论大会小会，一侃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但在会上能侃，在酒席桌上也能侃，各式各样的段子张嘴就来。可是到了海南，被两个小姐一左一右架着去宾馆，这位老兄竟然完全变了模样。你根本想象不到平常神气活现、能说会道的张侃会变成那个熊样。他就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两手贴着裤缝，撅着嘴，诚惶诚恐地说：我不去！我不去！

　　镜子里，教主撅着嘴，把张侃的熊样夸张地学了一遍。我怀疑，要不是坐着，他肯定也会两手紧贴裤缝的。那样效果就更佳了。看着张大侃如受酷刑的样子，小姐们总算发了善心，不过在放弃之前，其中一人还是扬手拍了一下他的屁股，撒娇道：讨厌！

　　滋滋作响的铁板腰花冒着热气，搁到了桌子中央。教主边伸筷子边说：

　　“马丁刚从海南回来，要用腰花好好补一补。”

“是啊，光输出，不输入，是不行的。至少那也是蛋白质啊。”马丁说。

这个比喻并不好笑，但大家都笑了。

“还有谁需要补身子？”马丁环视了一下，朝郝杰说：“是不是你也该好好补一补？”

　　这话使我想起了小叶。我觉得其他人大概也会做同样的联想。可惜小叶出差了。郝杰的老婆小叶是有名的美女，人见人爱，单位又有钱，早早地就分上了两居室。他家两居室的小间有一张单人床，每回我来打牌，误了回去的点儿，便打电话让他留门。他家挨得近，骑自行车只要六七分钟。

“补补，哼，补补……反正，男人就是贱……贱……怎一个贱字了得！”郝杰有点语无伦次地说。他扶了扶眼镜，仰起脖子，把杯中的大半杯啤酒一饮而尽。

“女人也一样，贱!”马丁说。

“那是你在海南碰到的小姐。”教主说。

“男人呢——犯贱，女人呢——善变，否则怎么会有水性杨花这个成语？你说对不对？”郝杰看着马丁说，马丁只好点点头。接着郝杰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一饮而尽。

“男人犯贱，女人善变。”郝杰重复道，对自己的总结很是满意。

好久没在一起喝酒，郝杰的酒量似乎大了许多。记得以前他喝啤酒，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呷，撑死了半瓶。他自己也说，他就半瓶的酒量，而且是啤酒。

　　铁板腰花在桌子上嗞嗞作响，热气腾腾；在镜子里，它也同样地嗞嗞作响，热气腾腾。我发现，自己那张时隐时现的脸在热气中涨红了。

　　我瞅着镜子里的世界，瞅着镜子里的天花板，天花板中央明亮的水晶吊灯，以及躲在外围圆形壕沟里的灯泡，瞅着瞅着，便有些奇怪：我怎么会在这儿？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镜子里的世界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可是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上这儿来，喝酒，打牌，侃大山。没错，我们是哥儿们，是朋友，是好朋友，是最要好的兄弟，这都对，但其实我们是典型的酒肉朋友，除了喝酒，打牌，讲些不太好笑的笑话，不太黄的黄段子，还有什么呢？只是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所以酒肉朋友这个词对我们又太低俗，太难听。我们这些人中，最近的如小史，住在教主的斜对门；最远的如马丁，住在望京小区，离这儿差不多有 二十公里。我们从方圆二十公里的范围内来到这儿，酒足饭饱之余，来不及让胃里的食物消化消化，便一头扎进三仙、八十分、麻将之中。偶尔我们也看录相，假如能搞到“好带子”的话。记得有一阵子，我们还煞有介事地玩起了桥牌，但桥牌太清高，太费脑筋了，也太容易引起争吵，渐渐地，我们便敬而远之了。记得在大学里，我还参加过系里的桥牌比赛呢，而教主则参加过上海市高校的桥牌比赛。啤酒瓶有些歪歪扭扭地林立在镜子里，众多的脑袋在啤酒瓶的丛林间，或低下，或抬起，或旋转。谁来，谁不来，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有人来，有人不来；来的是多数，不来的是少数，这一简单的事实便足以维系一种奇妙的动态平衡。

　　瓶瓶拿着红色的菜谱夹，因镜子的凸凹不平而变形的微笑掠过众人的头顶，众多扭曲的啤酒瓶和椅子背，向远远地坐在西南角的两位客人走去。几条金鱼在我和郝杰的蓝色空隙间游来游去，有时候它们变形得厉害，于是我便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看挨着南边窗户的鱼缸，看看真实世界里的鱼缸。鱼缸里冒着汽泡，一簇水草在气泡的冲击下微微拂动。缸底散落着几块鹅卵石。蓝色的水中，的确有几条金鱼在游来游去。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们不如镜子里的金鱼那么色彩斑斓，悠闲自得，连水也不如镜子里的蓝。镜子里的水那才叫蓝呢，蓝得像蓝宝石，仿佛镜子里那个明亮、变形的世界才是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郝杰一个劲儿地向马丁打听，仿佛他也想去外企。马丁轻描淡写地说：

　　“没劲。”

“怎么个没劲？”

“没劲就是没劲。”

“你挣的钱至少是我们的五倍……可能十倍都有呢！”

　　“那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

　　这太奇怪了，马丁这样的“买办”竟然变成了一个爱国青年。他去摩托罗拉前，从他嘴里听到的全都是抱怨和骂娘之类的话。那个时候他还不叫马丁，而叫马云。马丁是他去了外企之后起的。

“你和人家干一样的活，干得也许比人家更多，更好，可挣的钱却比人家少。”马丁低着头说。

“你挣的钱还少啊！”郝杰说。

“就是，你他妈哭什么穷！今天不要你埋单。”我说。

马丁并不理会我们的讥讽，而是用一种自嘲的口吻接着说：“嗨，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在我们那儿，工资分多少个等级。告诉你们吧，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工资是一个等级；在国外留过学，没有绿卡的，工资是一个等级；在国外留过学，有绿卡的，工资又是一个等级；从香港、台湾来的中国人，是一个等级；美籍华人，是一个等级；配偶是美国人的美籍华人，又是一个等级；而纯种的美国人或英国人，工资又是一个等级。你光看那三五千块钱，还觉得挺多的，可半夜里想想，又觉得憋气。你说，凭什么把人分成三流九等呢？”

　　马丁的话不像是假话，于是大家听后都不做声了。镜子里也是一片寂静，仿佛凝成了一幅歪歪扭扭的梵高风格的静物画。但只寂静了一会儿，从西南角就传来一个响亮的操着京骂的声音：

“我问你丫的你知道么？啊，你知道么？他说不知道。我打你丫的你知道么？啊？他说这不赖我。我说这不赖你那赖谁？”

我扭头看了看，发现他们比镜子里呈现的要近许多。操着京骂的是个穿着跨栏背心、留着板寸的胖子，年纪约摸三十多岁。在他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留长发的小伙子，显得有些唯唯诺诺，似乎很怕对方。小伙子的脖子上系着红线，大概是用来挂玉饰或吉祥物的。

　　我们打八十分。我和教主一拨，郝杰和马丁一拨。有一个酒喝多了，在教主的床上歪歪斜斜地躺着。还有一个，只好看电视。有时候，大家都没喝醉，且谁都不肯让，碰到这种情况就只好抽签，找几张牌来摸红黑。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我和教主打“３”时，郝杰和马丁就吵起来了。他们俩谁都不服谁，互相指责对方出错了牌。别看他们牌桌上吵得利害，离了牌桌还是一对好朋友。我和教主从来不吵，但和其他人配合时却都要吵。教主的水平要高出我们一大截，他也常常指责我，但说得都很在理，语气也很和缓，总之，他评起牌来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我虽然不和他吵，虽然认为他说得对，但有时候还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们打“勾”时，郝杰气得拍桌子，因为他有大猫和一对红桃J将牌，本来能把我们一勾到底，但马丁没有把一对小猫贴掉，而是留到了最后。郝杰的吼声终于把躺在床上的吵醒了，而看电视的那家伙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大叫：变戏！变戏！于是我们六个人改打三仙。摸牌时郝杰和马丁摸到了一拨，因郝杰怒气未消，只好重摸，直到把他们分开为止。到午夜时，我们战成了一比一平。大家都准备撤了，郝杰忽然使劲地搓手，兴奋地说，麻将，麻将，再打会儿麻将。他的提议立即得到了教主的附和，但除了马丁，其他人都不爱玩麻将。郝杰便去叫小史，在走廊上大喊大叫起来。小史已经睡了，一再说明天有事，最后勉强答应打两圈。郝杰一打麻将，我便没地方睡，只好在一旁看牌。已经打了四圈了，他们还没有收场的意思，我忍不住说：

　　“你他妈打麻将，我上哪儿睡？”

　　郝杰眼睛盯着桌面，只顾摸牌打牌，对我的问题无动于衷。他忽然皱起眉头来，仿佛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在妨碍他下决心。用得着这样吗？我不耐烦地看着他，心想，你家我又不是去过一次两次了。果然，在摸牌的同时，他的另一只手伸进了裤兜，慢慢地里掏出一串钥匙来。他拣出其中的一把铜钥匙，头也不回地说：

　　“要么，你先去睡。”

　　我看了看那把铜钥匙，记住了它的形状。我把钥匙串揣到兜里，心想：这小子，老婆一出差，总算解放了。

　　我骑着自行车往郝杰家赶。午夜的城市一片寂静，偶尔有一辆大卡车从身旁快速地驶过。天空浑浑蒙蒙的，暗里透红，仿佛空气中掺入了铁锈之类的粉尘。这一段路我熟得不能再熟了，可是今晚却感到有些陌生，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和郝杰一齐走的缘故。的确，这是第一回我独自一人去他家，往常打完牌，总是我和他一齐回去。我看着不远处色彩艳丽的霓虹灯和明亮的灯箱广告，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有什么事将要发生，却又不知道是什么。在路口，我看见一个脸颊消瘦、胡子拉茬的陌生男人站在路灯下吸烟，影子在脚下缩成一团。这么晚了，他站在路灯下想什么呢？过了立交桥后，我拐上了一条昏暗的小街，前方路面上，有几盏低矮的红灯在闪烁。我觉得它们不是在闪烁，而是像心脏似的，在跳动。一辆黄色的市政工程车停在路旁。当我骑车经过时，我看见两个戴黄色安全帽的人默不做声地倚着带有蓝色条带的车厢一侧。窨井盖儿掀开了，丢在一旁，黑黢黢的洞口，露出一截金属扶梯。啊，假如我把这些时间，把这些浪费了的时光，拿来做一件事，一件多少有些意义的事，或者随便什么事，譬如背英语单词……很久以前我就有过这种想法，一天背十个单词——十个单词，不多吧，顶多花半个小时——那么，一年下来，词汇量就会增加三千多个。几年下来，大概就可以精通英语了。可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实践，我发现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不现实的，因为我一天连一个单词也背不了。可是在这寂静沉闷的午夜，不知什么缘故，这种想法又冒了出来，就像是从那黑黢黢的洞口爬上来的。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假如自己有黄积孝那么聪明，也许就能做出点名堂来了。积孝的围棋、象棋、桥牌水平自不必说，就连随机性很强的三仙、八十分、麻将之类的东西，也明显地胜我们一筹。于是他半天玩笑地称自己是棋牌教的教主，并兼任麻坛盟主。我们听后，未曾反对，也未曾觉得不合适。我们打心底里佩服他。由于我们很少佩服什么人，所以没有公开表示认同。我们仍然叫他积孝。只不过，积孝这两个字不再像以前那么老土了，甚至显得格外动听了。真的，假如有积孝那么聪明，然后再努力些，也许就能做出点明堂来了。那样的话，我的生活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猥琐了。谁不想拥有一个辉煌灿烂的人生呢？一辆卡车从身后驶来，我看见自己的身影被车灯投射到远方，又粗又长的双腿在巨大的轮子两侧大幅度地上下摆动，而路面也变得凸凹不平起来。车轮从沟沟坎坎上滚过，不免有些提心吊胆，但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只是偶尔轻微地颤动一下。当卡车轰然驶近时，我看见自己拉长了的脑袋连同里面的种种想法被强烈的灯光投影到了公共厕所贴着白色瓷砖的外墙上。

我把自行车支在楼下，锁上。上楼梯时，有一个隐蔽的想法忽然冒出来，令我怦然心动，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来到三楼，站在深绿色的防盗门前，这才想起郝杰并没有指明防盗门的钥匙。我伸手一拧，防盗门果然没有锁。我用那把铜钥匙开了里面的木门，换上拖鞋，准备由客厅直接往两居室的小间，奇怪的是，大间的门缝竟然透着亮光。也许是郝杰走时忘了关灯——我正这么想着，却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且有人在悉簌走动。我暗自吃惊，里面传来问话声，分明是小叶的声音：

　　“谁呀？”

　　“是我，”我忙说，觉得不妥，又添一句：“郑晓东。”

“郝杰呢？”

隔着门，她竟然什么都知道了。据说女人的第六感比较厉害，看来是有道理的。

　　“在打麻将，”我说，觉得不妥，又添一句：“可能，可能一会儿就回来。”

　　门开了，小叶趿拉着拖鞋走了两步，停下。由于客厅里没亮灯，我看她，便像看一幅逆光的摄影作品似的。尽管背着光，我还是觉察出了她脸上的表情。我感到十分尴尬，恨不得马上从她面前逃走。

“这个郝杰，整天就知道玩。”

“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

“什么一会儿？明天中午之前回来就不错了！”

“他很久没打麻将了，大概，手痒得难受吧。”

“他是没去你们那儿，可是他常去后面楼上玩，那儿住着我的一个同事，也喜欢玩。为这不知吵过多少回了。最近我的同事不让他去了，他就又去你们那儿了。”

“嘿，年轻时就这样。”

“他还年轻？下个月就三十了。”

这话提醒了我，因为我和郝杰一样大。我也是三十岁的人了，不过不是下个月，而是下下个月。我比郝杰小一个月，准确地说，小二十一天。古人云，三十而立，我立了什么呢？

我叹了口气，不知是为郝杰，还是为自己。

“都三十了，他在行为上还像个孩子。一点儿上进心也没有，整天就知道打麻将，打电子游戏。”

这不是在说我吗？但我知道小叶在说谁，并为此感到有些欣慰，甚至有那么一点儿幸灾乐祸，仿佛我是一个有上进心、事业有成的男人似的。

　　小叶的眼窝里泛着泪光，凄楚的表情使我想起我的前女友生气时的模样。我的前女友生气时，我总能想出一些花样来哄她开心。有时候我会皱着眉头，做深刻的假检讨；有时候我会讲笑话，一个接着一个，直到她破涕为笑；有时候我会吻她的脸颊，捏她的耳垂，或者把她抱起来转一两圈；有一次我甚至把她咯吱得又哭又闹又笑……但小叶是别人的老婆，我就不知道怎样哄她了。一阵沉默过后，我眼睛看着别处，没头没脑地说：

“还没睡？”

这分明是一句废话。

　　小叶抿了抿嘴，没有回答。我鼓起勇气来看她。我看见她那被灯光照亮了的发型的轮廓，轮廓外有许多凌乱发亮的头发丝儿。我觉得她很美，这个念头令我不安，但我的心跳还是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我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

　　“喝水吗？”她忽然换了一种亲切的口吻。

　　“不喝，不喝。”我忙摆手，说完就后悔。

小叶没有理会我的客气，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她走到客厅里一面靠墙的餐桌旁，从大白盘子里拿出一只杯子，掀开盖儿，搁在桌上，然后进了厨房。在进厨房前，她按了一下开关。厨房里的日光灯闪烁了两下，亮了。我听见倒水的声音。接着她打开了冰箱，大概是往水里加果汁之类的东西。出厨房时，她的目光迅速而准确地朝我瞥过来。我觉得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她很快移开了目光。

水很凉。有点酸，又有点甜，非常解渴。她果然往水里加了什么，但我不知道加的是什么果汁。

“还渴吗？要不要再续一杯？”小叶问，接过我手中的杯子。我发现我喝得太快了，几乎是一气喝完。

“不，不用续了。”我说。见她又要往厨房里去，我便从后面拉了她一下。她把杯子放回到餐桌上，转过身来，背靠桌沿。我们四目相对，犹如在荒野中迷路的一对陌生的男女偶然相遇。从厨房里逸出的侧光使她的眼睫毛长了许多，额头也鼓了许多。我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她的脸颊。她的脸一下子红了，眼睫毛连眨了几下。

　　我躺在狭窄的单人床上，根本睡不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还在我脑海里盘桓。后来我觉得口干，便支撑起上身，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杯子。但杯子却不在床头柜上，我一抬眼，发现它不知被谁放到了窗台上。我只好下床，来到窗前，端起杯子，揭开盖儿。奇怪的是，杯子里竟没有水！我记得我临睡前只喝了两口，至少还剩半杯水才对。我打开房门，打算到厨房里倒水。然而奇怪的是，我看见大间的门并没有反锁，而是敞着的……小叶就站在门口！灯光照亮了她的头发，脖子，还有耳环。可是我从没有见她戴过耳环。在她的耳环上，甚至还有一个树叶状的小坠子，在闪闪发光。我觉得这小坠子好熟悉，来不及多想，却见她冲我笑了一下，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我把茶杯搁到餐桌上，弯腰拎热水瓶。待倒好水，转身再看，小叶不见了，且门也关了。由于受到方才笑容的鼓励，我壮着胆，来到门前。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或者说，我希望把手是拧不动的。但意外的是，我的手只一拧，把手便旋转了至少30度。我知道只要轻轻一推，门就开了。就在这时，我的心脏猛地跳起来，两腿打着哆嗦。更要命的是，手臂、手腕也不听使唤了，把手一响，弹回了原位。我背靠着门，大口大口地喘气。我听到一阵啜泣声，顿觉不妙，转身再拧把手，却再也拧不动了。我举起手来，打算敲门，门里却传来了咚咚的响声，仿佛有人在门背后敲。于是我醒了过来。原来是只蛾子，在窗户上扑腾，把中间的那块玻璃撞得咚咚响。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蛾子，简直有麻雀大。过了一会儿，它又飞移到右侧的纱窗上——右侧的那扇窗是开着的——翅膀一阵乱扑。

很快，睡觉之前发生的事又浮现在我眼前。当我把小叶抱在怀里时，她并不反抗。有那么一会儿，事情正朝着我暗暗期许的方向发展。我吻了她的嘴唇、脸颊、耳朵以及耳侧部分的颈窝。她低垂着双眼，脸上的表情十分奇特。这一次我看清了，她的眼睫毛真的很长。我的嘴唇开始往下移。当我吻她的乳房时，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短促而尖锐的呻吟。这叫床似的呻吟使我骨头发酥。我顾不得许多了，今晚，就在今晚……然而，就在这时，事情竟然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她一下子从我怀里挣脱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她哪来的这么大力气——踉跄着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随后我听到了反锁的声音。看来她不愿意跨出这一步，至少不是现在，不是今晚。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有些失望，又觉得这样也好。我记起了郝杰喝酒时的异常举动。一切都明白了。郝杰与罐罐的打情骂俏，与马丁的大喊大叫，以及其他一系列令人蹊跷的异常举动，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事情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不清楚。但他们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且原因绝对不是“郝杰整天就知道玩”。我觉得那很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我想想他们的过去，想想他们如何相识，如何相爱，如何结婚，如何为买一张餐桌跑遍半个城区，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悲哀。过了许久，我发现除了悲哀外，还有一种极微弱、极隐蔽的感情附着在它身上，就像微尘附着在宝石上一样。这种感情使我多多少少感到愉快，至少有一点儿愉快，有那么一丁点儿愉快。我没想到自己会产生这种感情，因为我们毕竟是多年的朋友了。我知道成语里把它叫什么。

在他们两人的小宇宙中到底出什么事？是郝杰挣钱不多吗？去外企就能解决问题吗？我知道小叶并不是一个爱财的女人；否则，当初就不会嫁给他了。也许这仅仅是一次平平常常的争吵，像无数对夫妻间爆发的那种无数次的争吵而已。我记得郝杰曾对我说，一个人活着，总得占一头，或者是事业，或者是爱情。看他那付志得意满、占了一头的样子，那一刻，一头也没有占的我真有些嫉妒。

　　迷糊中听见有人在喊什么，我就又醒了。原来是楼下有人在吆喝：

“清洗油烟机喽！清洗油烟机喽！”

声音还挺抑扬顿挫的。

　　天亮了。

　　有人拿着半导体收音机从窗下走过，收音机里播送着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我觉得这音乐很难听。楼侧的水泥路上，不断有骑自行车与三轮车的人经过。我看了看压在枕头下面的表，还不到七点。我知道我并没有睡多久，但一想起夜里发生的事情，还有那个令人不安的梦，我就不打算继续躺下去了。我轻轻地开门，蹑手蹑脚来到客厅，看见大间的门缝依然透着苍白的光，一下子愣住了。郝杰还没回来，这不令我惊讶，但这灯就这么亮了一宵……也许小叶忘了关灯了，我想。可是门那边却又传来一阵咳嗽声，显然她一宵没睡，或者跟我一样，没睡多久就又醒了。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在换鞋时，我那条做金鸡独立状的右腿剧烈抖动起来，使我险些摔倒。我蹑手蹑脚出了门，轻轻地把门带上。当门锁啪哒一声撞上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不是比喻——心中有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一迭声地下了楼，到了楼下才想起，我没有把拖鞋放回到鞋柜里。我找了我的自行车，翻身上车时，一眼瞥见那个吆喝清洗油烟机的人，目光不禁在他身上停住了。他那躲在白色凉帽下的小眼睛也看着我。他看我时，瘦黑的脸上露出的表情，当然是希望我家的油烟机脏了。但我不知道郝杰家的油烟机脏了没有。他穿得很破，自行车后架上挂一只污秽的铁桶，见我把视线移开了，便转过头去，抑扬顿挫地喊道：

　　“清洗油烟机喽！排——风——扇！”

　　还有排风扇。我不知道郝杰家的排风扇了脏没有。

我骑得很快，以至于裸露在外面的手臂感到凉飕飕的。在车棚里停自行车时，我就听到了从二楼传出的哗哗的洗牌声。我上了楼，推开门，发现一伙人还围坐在桌前。有人抬起头来，不安地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个人就是郝杰，定眼一瞧，看我的是一个陌生的小伙子，穿着蓝色的Ｔ恤衫，坐在原本是小史的位置上。除了小史外，其余的三个人都没变。与昨夜的景象有所区别的是，这三个人都光着上身。他们一心沉浸在修长城的氛围中，毫不介意房间里又多了一个人。淡淡的晨晖从没拉窗帘的半边窗户射进来，穿过一缕缕动荡不已的烟雾，斑驳地洒在凌乱的物品上。我觉得室内的气味很难闻，抬头看了看，却发现没拉窗帘的那扇窗是敞着的。我的目光碰到郝杰像水手般发达的胸肌上，感到十分不自然……我来到教主身后，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事实上，也的确没有发生什么事。那算什么事呢？我那样做无非是想安慰安慰她。我曾用类似的方法安慰过我的前女友。再说，现在又不是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了。但我还是觉察到一丝的卑鄙。它就在我的灵魂里，就躲在灵魂深处经过伪装的掩体里。尽管通常根本感觉不到它，但它存在着。它就在那里。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

我看见十三个筒子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教主面前，知道是付大牌。这就是教主的风格，即便是打俗不可耐的麻将，也有一股超凡脱俗的王者之气。我想分享那种胡大牌的感觉，于是满心期望他胡牌。教主优雅地把牌摘到面前，却不翻牌，只是用大拇指在牌面上轻轻抚摩几下。他犹豫了起来，显然不但知道了那是一张什么牌，而且知道了将牌打出去的后果。在我的印象中，他还从来没有这么犹豫过。过了片刻，教主还是把那张牌摆放在靠近马丁的桌面上。那是一张“九万”，我觉得似乎并不是容易点炮的牌。但马丁果然像拎小鸡似地笑眯眯地把“九万”拎到一旁，推倒了牌。

教主并不沮丧，淡淡地说了句：

“我就知道你单钓‘九万’。”

马丁一边眉开眼笑地收钱，一边连声道谢，接着又问：

“你怎么知道的？”

教主微微一笑，并不回答。

　　我看见马丁面前的钱堆成了山，便说：

　　“马丁，这回发大财啦！”

　　“没有，没有”，马丁笑着说，“你没见我掏钱的时候。”

　　八只手哗哗地洗牌。

　　马丁面朝窗户，也有一副像水手般发达的胸肌。淡淡的阳光就照在他那像水手般发达的胸肌上。

　　“那谁赢啦？”

　　“除了积孝还有谁？这小子黑着呢，总是做大牌。”

　　我转而问教主：

　　“我走后你做什么大牌了？”

　　教主淡淡地说：

　　“今天不行，只做了两个七小对，一个一条龙，一个清一色。刚才那付牌要胡了，就大了。”

　　“刚才有多大？”

　　“清一色，一条龙，门清。”

　　因为光着上身，教主袒露的将军肚毁坏了往昔的威严感。教主身高体胖，有一百八十斤重。我觉得他与罐罐倒很般配。

　　轮到郝杰摸牌，他的下巴没能抬起来，却往下重重一磕。

　　“我操，差点儿睡着了。”

　　这一磕倒也不坏，郝杰多少清醒了些。他扶了扶眼镜，扭了扭腰，然后，左腿上收，脚丫子踩到了椅子上。

　　“郑兄，我的脸色是不是发灰？”

　　他的脸色果然呈灰黑色，十分难看。我这时看他，不自然的感觉已经减轻了许多。我的心里有些难过，想劝劝他，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不，你的脸色很好，非常好。”我言不由衷地说，站到了他身后。

　　郝杰已经听牌了，然而很不高明的是，他听的是“二条”嵌张，机会不大，且面上已有两个“二条”了。

　　郝杰拧着胳膊，使劲一拎，仿佛那张牌有千吨万吨重，但他拎起的是一张“三万”。郝杰失望地打出去，马丁兴奋地应了声：

　　“两！”

　　马丁捡回“三万”，与另外两张摊开的“三万”摆放在一起，却不知打什么牌好。

　　“马丁，点炮！”我大声说。

　　“点炮？”因受了这话的刺激，马丁摔出一张“二条”来，说，“看谁给谁点！”

　　桌面上有两个“二条”，一般地说，“二条”是安全张。

　　郝杰啪地推到了牌。

　　“操，好容易胡上一把！总算开张了！”

　　郝杰十分起劲地洗着牌，突然转过脸来，大声说：

　　“你别走，就站在我身后！哈哈，你一站在我身后，我就有好运！”

　　他的眼睛里放射出热烈的光芒，一抹红晕不知何时染上了脸颊。由于底子仍是灰黑色的，这抹红晕便显得不大协调。有人说，麻将是中国人的宗教，看来是不无道理的。

　　我悄悄地将钥匙掏出来，搁在他的左手边。钥匙串碰到桌面时，响起了细碎的金属声。郝杰的目光被这声音吸引，但又立即移开了。我看见一丝不安的表情从他脸上掠过。他继而咧了咧嘴，露出一付大度、宽容、自我解嘲或不屑一顾的样子。我的耳旁忽然响起昨天在餐厅里听到的京骂：“我问你丫的你知道么？啊，你知道么？”我觉得我再也不会去他家了，再也不会上这儿来了。

    郝杰抬起抠脚丫子的左手，摸着钥匙，同时放下左腿，脚丫子伸进了镶黑边的白色拖鞋里。接着，他把钥匙串塞进了大裤衩左侧的口袋里。在钥匙串落袋的同时，我的心中似乎也有什么了结了。我想，我再也不会上这儿玩了。过了一会儿，我又想：不上这儿玩，又上哪儿玩呢？我到哪儿去寻找另一个朋友圈呢？

阳光从马丁的胸肌上移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加深，也渐渐地往窗口那边回撤。不到两圈牌的功夫，阳光就只照在郝杰身上了，准确地说，只照在郝杰宽阔的后背及粗壮的臂膀上了。当他洗牌摸牌打牌时，阳光就照在那起伏抖动的肉棱子上。在他左背上有一片褐色的斑点区，三粒如豆的粉刺长成了品字形。那是青春活力尚未完全衰褪的标志。我看见那三粒粉刺在阳光的照射下透红透亮，灿若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