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旷按  今年是汝龙先生诞生100周年。上个月，新京报书评周刊做了个纪念专辑，算是对这位身前寂寞、死后也寂寞的翻译家的一点补偿。作为契诃夫的研究者，我受惠于先生甚多。1990年代中期，我偶然得到一本契诃夫小说集——《契诃夫小说全集》第10卷，一下子进入了晚期契诃夫的世界。此前我和很多人一样，只知道契诃夫是写《苦恼》亦即死了儿子的马车夫的作家。我被晚年契诃夫的作品深深打动了，有些小说读着读着竟然流泪了，这种感受是以前没有过的。乔伊斯的《死者》也曾令我感动，但它不会令我流泪。当时文坛流行卡夫卡、马尔克斯、卡佛之类的作家，而契诃夫不大有人提起。但我觉得契诃夫是一位值得重新认识的作家，便向周围的一些搞写作的朋友大力推荐。当然，要谈论契诃夫，就离不开汝龙；就像要谈论托尔斯泰，就离不开草婴一样。此时汝龙先生已经过世数年，而我并不知道，只是在一篇文章（《被误解的契诃夫》）的结尾，写了一句“我需要用黑体字向汝龙先生表示感谢”之类的话。文章经诗人韩东之手，发表在《芙蓉》杂志上。老一辈的翻译家尽管大半辈子生活在动荡甚至险恶的环境中，但他们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却非我辈能比。我与汝龙并不认识，自然也无法写回忆性质的文章，在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及逝世15周年（1991年7月13日）之际，特转发一篇汝龙太太文颖女士的旧文，聊作为了忘却的纪念。

青年汝龙
 

文颖

汝龙同志离我们而去了，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仍觉得他坐在书桌前像往常一样，抽着烟卷，在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他一生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图名不图利。从1937年开始学习创作，后致力于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共译出近一千万字译稿，直到去世，从未间断。

　　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因是长孙，受祖母溺爱。他的父亲在上海交大毕业后分配到北平平绥铁路局工作，他六岁时随母亲和姐姐一同来到北京。他的父亲看不惯他从小娇生惯养、顽皮任性，就严加管教，逼他学好数学，每星期日必须做应用题若干道，希望他长大也做工程师，接父亲的班。但他数学虽然学得很好，却不喜欢，他喜欢看古典小说，如《封神榜》等，看得入迷，受这些书的影响，讲哥们儿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上中学时，偶然看到姐姐从学校带回的新文学杂志，从此对新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用零花钱买了不少新小说，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与汝龙相识是由于双方家长是好友，七岁时我们就认识，青梅竹马，甚是友好。他常到我家来玩，看到别的孩子欺负我，他就护着我。后来他的父亲调大同铁路局工作，全家迁往大同，只把他留在北京上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巴金等作家的杂文和小说，这些作品使他觉悟到人活着不能只顾吃喝玩乐，而应该“为人类献身”，应该对祖国对人民作出贡献，因为文学救了他，他就抱定宗旨从事文学工作，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他以读者的身份，给巴金写信，诉说他在家的苦恼，想离家去从事文学工作。巴金回信说，专靠写小说没法维持生活，并举例说，有的青年贸然离家出走，后来迫于生计又回到家里，安于旧生活，所以要慎重考虑。从那时起巴金始终是我们的导师和挚友，我们素来尊称他为李先生，一直在他的指导下生活和翻译，在各个关键时刻都是他引导我们走上了正路。

　　汝龙全家迁大同后，他住在教会学校崇德中学（现在的三十一中）读初中，该校注重英语，上课用英语讲授，使他的英语打下初步基础。上高中的时候借住我家，我们常在一起谈理想，谈前途，感情很好，就订了婚。上高二时他不愿再连累家里，想自立，就辍学投考平绥铁路货运班见习生，考取第一名，到平地泉去上班。直到1936年，那时我已上大学三年级，我家要求他也上大学，于是他辞去工作，回北京重上华北中学高中三年级。1937年他中学毕业，正要报考大学，适逢“七·七事变”，日寇的铁蹄践踏北京，青年学生们都不愿做亡国奴，纷纷逃离北京，我们也一样，在8月10日第一天通火车时就逃离北京，从此过起逃亡生活，在四川各中学教书，直到抗战胜利。

　　在北京时，汝龙与巴金已有通信联系，我们逃到上海后拜访了他。这是我们初次与巴金见面，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但上海正值兵荒马乱，他也没法给我们找到工作。后来上海又遭日寇大轰炸，随后沦陷，我们只好再南下。沿途打听到我就读的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在西安跟几个大学合并为西北联大，我们就辗转来到西安。我继续上学，想读完四年级，毕业后好找工作，汝龙在家写作。但日本兵又打过来，学校要迁城固，号召学生步行去城固，我因怀孕，不能远行，就没随学校去。

　　在西安汝龙曾用笔名及人写了第一篇——也是最后一个中篇小说《一日》，描写我们的流亡生活，投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杂志，寄出后渺无音讯，迟迟未见登载，但是他要实现理想的心迫切，就放弃写小说的打算，专攻英语，致力于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这篇小说因重庆大轰炸而延误到第二年才发表。宋之的要把它改成活报剧，还在《新华日报》上登启事，找作者商量改编的事，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汝龙曾说，如果当初知道他的小说能刊出，也许就会继续写小说，不干翻译了。

　　汝龙是受巴金的引导走上翻译道路的。他第一本译的是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的英译本（现改名《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1947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对他的译作要求很严，认为不够好的就压着不给出版。他自己也把翻译工作看得重要，很神圣，因为他要通过翻译工作实现他为人类献身的理想。

　　我们离开西安，来到武汉，日寇步步进逼，我们只好从长江乘轮船去重庆。在船上认识了刘崑水（后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我们到重庆后人地生疏，走投无路。崑水在一家书店里工作，替我们设法登报找工作，说我愿当女家庭教师等。登报后果然有人来找，都由崑水替我们接洽，他替我们联系好，到重庆防空司令在别墅办的小学里去教书，这别墅在一个山头上，那儿钱虽少，但有我们俩的住处。这个小学原来只有他的一个亲戚在教课，一至六年级全在一间屋内上课。那个亲戚不会教算术，所以请了我们，工资每月十元，只够买一袋面粉，我们没钱买菜，就做油盐饼吃。我们把学生分了班，认真教起书来。为了给我筹措生产住院费，汝龙下山另教一个家馆英语。我在医院生下第一个女儿。

　　重庆大轰炸，那位防空司令的太太和儿女从重庆躲到山上来住，原来她也是北京人，认我们为乡亲，表面上说得很好，要给汝龙找合适的工作，并让汝龙教她女儿英语，她供我们伙食。这时我们搬到旁边的小房里去住，她看我们软弱可欺，就把我当保姆使唤，给我些旧衣服，就让我给她洗衣服、做活。汝龙十分气愤，后来通过他姐姐的朋友在江北中学找到教书工作。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都是共产党员，大部分学生思想进步，图书馆里有很多禁书（马列的书），学生订《新华日报》看，教育局知道这种情况后，撤销两位主任，派了特务来当新校长，监督学生。

　　重庆大轰炸，汝龙不放心我们，就把我们接下山到江北中学去，我教理化课。这时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在旧社会，学校对教员每学期发一次聘书，学期底收不到聘书的老师只好卷铺盖。那时非但没有产假，如果女老师怀了孕，就可能被学校解聘，所以我裹紧肚子。让人看不出来，并且因为要筹措生产住院费而去另一个中学兼英语课，每天上六堂课，劳累过度，孩子未足月就生下来，只活了十五天就夭折了。又到学期末了，校长见我们没有大学文凭，在四川又别无出路，就克扣我们，让我们多教课少给钱。汝龙极气愤，不愿受他剥削，托一同事好友苏先生在复兴中学替我们找到教书工作，但课少钱也少。校长知道我们要走，马上来家，又给减课，又给加钱。但是我们仍决心离开江中，去复兴中学。

　　因躲警报，疲于奔命，很想找个敌机炸不到的地方去教书。后来通过青年会在西充巴蜀中学找到教职。西充离重庆四百里，十年九旱，十分贫穷，学生们每天只吃三顿稀饭，我们就自己做饭吃。这儿的学生纯朴厚道，学习刻苦，非常尊师，与我们相处极好。我们在这儿过了两年安定的生活。汝龙仍白天上课，晚上干翻译，犯困时就站着译书，或抽烟卷提神。该校的教导主任独断专横。不尊重老师。他无缘无故解聘一位语文老师，汝龙打抱不平，向他提出抗议，他还是要解聘那位老师，我们为了支持那位老师，就辞职跟他一起离开西充，临走那天，教导主任不许学生送我们，但是学生对我们感情深厚，大家凑钱从窗户中扔进来，给我们作路费，使我们万分感动。直到现在还有西充中学的学生来看望我们。

    我们离开西充，来到合川，经好友苏先生介绍，我留在合川国立二中教数理，汝龙则到东温泉复旦中学去教全校地理，每周二十八节课。第二学期他就改教英语，与一个教语文的冯老师、一个教数学的张老师成为全校三位骨干教师。学校因为学生看进步书报，要开除学生。他们三位老师联合其他老师，共18个人，向学校提抗议，学生称他们为十八集团军。他们经过长期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学校答应不再开除学生。可是复旦中学校长是特务，他找特务机关来逮他们三位老师，说他们是共产党员。学生知道消息后，用三乘滑竿把他们接到乡下家中，学生家长是乡绅，寨子内都有武装。他们去后，家长杀猪宰羊款待他们。等风头过后，特务撤走，他们才回到学校。教数学的张老师是川西著名教师，经过这次事件，对教学灰心，认为教书又清苦又受气就将全部数学书卖掉，不打算再教书，坚决要去经商了。涪陵省中校长来东温泉请他去教书，他不去，他就介绍教语文的冯老师和汝龙去涪陵省中任教，我带大女儿也随汝龙去涪陵省中教课。

　　冯老师带着家眷、我们带着大女儿一同来到涪陵，住在省中校内。冯老师教语文，汝龙教英语，我教理化。后来冯老师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学校就聘请他为教务主任。

　　汝龙常年白天上课，晚上干翻译，生活学习都很艰苦，因而得了肺结核。医师让他卧床休息，不能再教课，于是只能靠我一个人教课维持生活，还要买鸡熬汤给他增加营养，生活十分困难。这时他英语水平比较高，教课很受学生欢迎。他休息后学校另请老师教高三毕业班英语，请了两个老师都被学生轰走。校长没办法，只好来求汝龙上课，他把两个毕业班合成一个。每天上两小时课，给一个专任老师待遇。学生听了汝龙的课很满意，就安心上课了。

　　在涪陵我生下第三个女儿，因为没有奶喂她，身体瘦弱多病。抗战八年中我们在四川中学教书换了好几个学校，生活很不安定。这八年中汝龙虽未中断过译书，但因战乱，只出了《阿托莫诺夫一家》的一部分，薄薄一本。

　　1946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消息传来，我们高兴极了。一边放鞭炮，一边举杯庆祝。凡从下江到四川来的人都想回家乡去，但是长江轮船全被政府包去作差船，普通老百姓根本乘不着船，我们只好暂留四川。

　　崑水看到有钱有势的人发了国难财，又发胜利财，而我们则流亡各地，生活毫无保障，就得出结论，认为要在这个社会存身必须有经济基础。他经过一番努力在重庆开了一个书店——重庆文化企业公司，我们就在店中卖书。这时我生下小女儿。书店没开多久，因为赔钱欠债，只好关门。1947年我们设法回到南京，经苏先生介绍在常州柏桢中学教书。这时教书工作不如抗战时期好找。汝龙一心想回北京专干翻译，我们就辞去教职，回到北京住在我的家里。因为找不到原文书籍来译，就托一个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朋友从学校借书来译，译完一本换一本，后来又每天到协和医院的图书馆去借书在那儿译。1947年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他这些年来译的书首次出版，由于物价飞涨，我们拿到稿费时只够买两个烧饼，所以单靠翻译没法维持生活。我们几乎陷入绝境。

新京报插图，高俊夫绘


　　1949年全国解放，我们才翻了身。汝龙译的书陆续出版，受到文学界重视。他就更加努力地译书。从解放后到1952年，汝龙经老友冯老师介绍，曾任江苏无锡的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的中文系副教授。

　　1952年到1953年，汝龙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任编辑主任一年。他白天给社里看稿，晚上自己译书到深夜。每周还有两三天要到大学去教书，等于一个人干三个人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是因为理想得以实现，译书都能出版，故而干劲十足。他为了给平明出版社增加收入，赶译出苏联特里丰诺夫著的《大学生》。巴金知道后，说：“这些书应该由年轻人去译。”他希望汝龙译较难的古典文学，并劝导汝龙既然要专干翻译，就该有系统地译一个作家的作品，这样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风格。汝龙本想译法国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巴金则鼓励他译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因为20年代虽然有人译过几本契诃夫的集子，但是并没受到重视。汝龙接受了巴金的建议，就开始译契诃夫的作品。由于那时汝龙对翻译已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译出了二十七卷《契诃夫小说选集》，由平明出版社陆续出版。通过翻译契诃夫的作品，他了解契诃夫，热爱契诃夫。后来戈宝权从苏联买回新出版的契诃夫十二卷集送给他，鼓励他译出契诃夫全集，而这正是他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汝龙一心想多译书，把书译好，因此1953年辞去平明出版社的编辑主任，回北京专干文学翻译工作，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汝龙译了大量的俄国进步作家的小说的同时，还写了几篇论文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上，如《契诃夫和他的小说》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大学也请他去讲契诃夫，他还在天桥剧场给文艺界人士分析契诃夫的作品。有一年波兰进步作家来华访问，作协还让他陪着去昆明等地参观游览。

    1955年，汝龙经巴金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5年，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1957年作协找汝龙去开会，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他因为解放后译书才能出版，生活也有了保障，所以对党只有感激之情，毫无怨言，就没说什么对党不满的话。上海某报登一消息，说他是温吞水，他只付之一笑。

　　解放前夕我回到北京，找不到教书工作。十月间生了一个儿子，因患肺结核，产后大吐血，只好在家休养，儿子由姥姥带领。在四川时汝龙就鼓励我学好英语，也干翻译，因为当时汝龙认为教书是混饭吃，翻译才是“为人类献身”。我因找不到原文书来译，就约一同事跟我一起每天到青年会图书馆去把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的《穷人》英译本抄回来翻译。我所译的稿子都经他逐字逐句对过原文，他说这才是对读者负责。这本译稿经多次修改，出版时得到巴金好评。我在汝龙的帮助下也译了几本小说。

　　我们回北京后，我父亲给我们买了个小四合院，实现了明窗净几、专心翻译的愿望。那年巴金来北京开会，看见汝龙跑前跑后，热心修房，安装卫生设备，就提醒汝龙要过好胜利关。因为当时译书陆续出版，所得稿费已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汝龙听了巴金的话，就提高警惕，从那时起不再考虑吃穿住等生活方面的事，专心翻译，因而我们的生活始终很俭朴。

　　汝龙最喜欢的是书，我们每周都到东安市场旧书店去买书，后来因为与书店熟识，一有好书就给留下，等我们去买。因此汝龙有近两万本中外文书籍，其中包括俄国各著名文学家的全集和全套这些作品的英译本。还有马恩列斯的全集、中国古典小说、现代文学、作者签名的赠书、工具书、大词典等。汝龙做了十个书柜，挨墙摆满两间北房。除了书以外，他还喜欢音乐、绘画、戏剧等。他买了录音机，休息的时候听听古典音乐。他还买了些名画册，空闲的时候欣赏欣赏。他也爱听戏，对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很感兴趣。他认为各种形式的文艺是相通的，要从其他艺术中吸取营养。

　　建国后文艺界要求翻译工作者译俄国文学应由俄文译出，汝龙也认为既然要译契诃夫的作品，就该把俄文学好，由原文译出，以便更忠实于原著。他就又自学俄文，每周还到一个俄国侨民那儿去一次，解决疑难问题。他学好俄文后把以前由英译本译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复活》等书又用俄文重译一遍，有的译稿重译过两三次，废稿都有近百万字。

　　汝龙的父亲退休后住在上海，汝龙就在我们住房附近买下了一个小院，两三间房，把他父母接来北京居住，以便就近照顾他们。1966年文化大革命从文艺界开始，汝龙也难免受到冲击。我们的住房是自己的，大字报贴到我们的大门上，说我们是房产主，必须把房子交公。我们就把房契交给房管局，只收到一小张纸条作为凭证。大字报也贴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造反派说汝龙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每天晚上都听到对门打人的声音，令人心惊胆战，走在街上都不敢抬头，如同罪人一般。我们也不敢到汝龙父母那儿去，怕连累他们。我们为了躲避挨斗，主动把所存稿费全部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家中书籍、衣物、家具等全都交给派出所。幸亏周总理指示红卫兵只抄政治，不要抄生活用品。驻我们派出所的红卫兵是北工大的学生，他们找到住在我们附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主任，调查汝龙的问题，他只说：“汝龙就是爱吃个小馆子。”因而红卫兵没来抄我们的家，只在各屋门上贴了封条，把西屋两小间房留给我们住。汝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外人员，没有工资，全靠稿费生活。我们的稿费全是解放后才有的，所以交出稿费我们心想这等于是把钱还给人民，倒也心安理得。随后几年我们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取一百元生活费，实际上是从我们上交的稿费中取出的。汝龙在家专业干文学翻译工作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却想不通，难道自己真是走错人生道路了吗？起初他惶惑，灰心丧气，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但是通过再三思考，认定自己没走错路，就鼓起勇气，继续译书，不管书能不能出，在十年动乱中译书也没间断。文革中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本高尔基的《人间》，那时是没有稿费的。

    汝龙的父亲于1968年去世，我们就搬到小院去住，好照顾他的母亲。我们祖孙三代就住在两间半平房内，睡上下铺。后来原住的房子里我们交的书籍和东西都运走了。书籍打成捆由十几辆三轮车拉走，汝龙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书被拉走，绝了可能发还的希望，心疼得不得了，几乎泪下。后来书发还时才知道他们把书拉到孔庙，当文物保管起来。

　　汝龙一方面自己译书，一方面还培养接班人。不管是朋友的儿子，还是街坊邻居的孩子，都来找他。学习英语，他热心地教他们。他一谈起翻译来就精神百倍，滔滔不绝，鼓励他们学好外语，也干翻译。他给他们讲如何才能搞好翻译。他说首先要把原文通篇的生词仔细查好，把语法弄通，下笔前要反复多看几遍原文，把作品的总精神吃透，对原文理解透彻，了解作者的意图，要准确掌握人物的感情色彩，然后再动笔。巴金说：“翻译出的小说必须是艺术品，干翻译好比乐队指挥，对整个作品应该了如指掌。”汝龙说：“翻译时不能一边查字典一边译。字典上的注解多半不能直接用上，只帮助人理解这个字的含义，再找译文中合适的词用。动笔译时要注意原著风格，整段的气氛。人物要有感情，假如光有情节没有感情，那就像没有感情的电影一样，不好看。一切准备工作做好，译文读起来才能像流水般畅通无阻。”不过有的作品也不能译得太流畅。巴金曾给汝龙提意见，说他译的契诃夫作品调子太快。以后汝龙在这方面就多加注意了。还有就是译出来的东西一方面要贴近原文，一方面要像中国话，上下联贯，一气呵成。这时最常到我们家来的是我们儿子在四中的几个同学，汝龙专心一意地给他们讲课和改稿，从不收任何报酬。其中有一个学生现在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攻读博士学位。他知道汝龙去世后，非常悲痛，曾写信来慰问。汝龙除了给学生讲课外，还帮助学医和学物理的朋友改译稿。他得意地笑着说：“不管是医学还是物理，我根据英语语法就能看出他们的译文哪儿有错。”

　　“四人帮”揪出后，文革中遗留的问题都落实了政策。我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存款，扣除几年中领取的生活费外，全部发还我们了。我们交派出所的衣物家具等也折价归还了。所交书籍也都发还，但当时我们祖孙三代住两间半房，哪儿有地方放那么多书。这时在商业部工作的汝龙的七妹分到房子，有两大间，我们就把书拉到她那儿去，堆放在地上，占满一堵墙，半间屋子。书在她那儿一放就是十年，直到分到了现在住的楼房，才把书拉回来。书大部分保存良好，但也丢了一些好书，如：鲁迅译文集、四本综合词典等。藏书发还，是汝龙最高兴的一件事了。

　　我们原住的房子也要落实政策，但因已住进好几家人，故迟迟未能解决。巴金来北京开会，到家里来看望我们，看到我在缝纫机上干翻译，就说一定要为我们的住房问题奔走，后来他托人给我们落实了私房政策，用原住四合院十间房换租了现在住的七层楼两套两居室的房屋，得以安静地搞翻译工作。我们搬来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书拉回来，汝龙定做了十个书柜，进深比一般书柜厚一倍，一格同时可以前后放两排书。把书理清，放回书柜，这是他每天要干的乐事。这时他在屋里摆了两张书桌，在一张书桌上用俄文专心译《契诃夫文集》（此文集承巴金介绍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另一张桌子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中短篇《两个我》等三篇小说。他想约我和他一起译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因我已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少年》，但是我已年老，没有精力再译大部头的书了，只能帮他校校稿子。

　　汝龙由于长年熬夜译书，抽烟过多，十几年前得了气管炎，年龄渐大，病发展成肺气肿、肺心病。又因为神经衰弱，手抖得不能写字，改稿和朋友间书信往来都由我代笔。1985年巴金来京开会，特地到我们新居来看望我们，正巧那天电梯不运行。巴金就一步步爬上七楼，使我们又感动又歉然。汝龙见到巴金，惊喜万分。他对巴金说：“以前我总认为我比你年轻，能比你多活几年，打算把你没有译完的《赫尔岑回忆录》接着译下去。现在看来，我要比你先走一步了。”没想到，这竟是巴金与汝龙的最后一面，他们再也不能相聚畅谈了。

　　汝龙直到病重，行动不便，每天仍要看一两页稿子，为出《契诃夫文集》改稿，他说不经他再三校改过的稿子送出去是对读者不负责任。最后他勉为其难地差不多看完了十卷小说。

　　汝龙译了近六百万字的《契诃夫文集》，占契诃夫全集的十分之九，故而对契诃夫有所了解，一直想写一篇论文抒发自己的看法，因为某国的权威把契诃夫说得太灰色，太消极悲观。汝龙则认为契诃夫是积极的，他爱美好的、新生的东西，憎恨当时社会上丑恶的、庸俗的、腐朽的东西，他揭露它们，抨击它们，要人们不再照那样活下去。契诃夫是向前看的，对前途充满希望。但是由于病重，终于没有写成。他住院期间，仍惦记写论文的事，在昏迷中还喃喃自语，说他和他弟弟在林荫道上散步，他口授，由他弟弟写下来，听他这样说，真叫人痛心。我写信给巴金说，汝龙关于契诃夫的论文没写成，是他一生的遗憾。巴金却回信说：“过去我鼓励他翻译，他的确迷上了翻译，在这方面他有很大的成就。可以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没有写论文不是‘遗憾’，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这是巴金对汝龙的翻译工作的评价。

　　汝龙还有一个遗愿，想出一套《汝龙译文集》，包括他一生所译重要的小说，使这些书能够流传下去，继续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

　　汝龙于1991年7月13日去世。遵照他的遗嘱，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留存骨灰。只由我打电话或写信告诉亲友。

（原载于2008年3月12日《中华读书报》，原题为《翻译家汝龙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