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

    关于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有这样两段脍炙人口的话：第一段话出自纳博科夫之口。20世纪40年代末，一位希望重印“米尔斯基文学史”的美国编辑致信纳博科夫，希望后者写一份建议再版此书的推荐信，纳博科夫并未同意，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是的，我十分欣赏米尔斯基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我认为这是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不幸的是，我必须放弃举荐此书的荣幸，因为这位可怜的学者如今身在俄国，由我这样一个反苏作者所写的推荐意见定会给他造成相当大的麻烦。”[①]第二段话来自牛津大学教授史密斯（G. S. Smith）的专著《米尔斯基：俄英生活（1890-1939）》。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俄国境外所有的俄国文学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均熟知米尔斯基，因为他那部从源头写至1925年的文学史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这部杰作起初以两卷本面世，后以单卷缩略本再版。这部著作始终在英语世界保持其地位，逾70年不变，这或许创下了同类著作的一项纪录。”[②]

    纳博科夫所言之“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the best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any language including Russian”），以及史密斯所称的“或许创下了同类著作的一项纪录”（“may well be a record for this kind of book”），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

    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Dimitry Petrovich Svzatopolk-Mirsky）[③]是著名的文学史家、批评家和文艺学家，同时也是重要的俄国政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时用俄英两种语言著书撰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极为活跃的人物之一，其充满突转的生活经历和坚忍不拔的文学活动构成了当时文坛的一段传奇，甚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的一个缩影和一种象征。

    米尔斯基出身显赫，其先祖据说可追溯至公元9世纪应斯拉夫人之邀入主罗斯的留里克王（Рюрик）。他的父亲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1857-1914）是沙皇麾下高官，曾任骑兵上将、侍从将官和省长，最后官至内务部长。著名的1905年革命就爆发于他父亲的任期内。据后人判断，“流血的星期日”之发生，与这位内政部长的疏忽、优柔甚至“善良”不无关系。德米特里·米尔斯基于1890年9月9日（旧历8月22日）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省的贵族庄园吉约夫卡（Гиёвка）。童年和少年时期，他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通过家庭教师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等欧洲主要语言，并多次游历欧洲，至少三次到过英国。

    少年米尔斯基曾在莫斯科的贵族中学短暂求学，后转至彼得堡第一古典中学。正是在这所中学，他与后来均成为著名作家或学者的几位同学日尔蒙斯基、普姆比扬斯基和苏霍金一同创办文学刊物《环节》（Звенья）。这份刊物分别在1906年和1907年出版两期，米尔斯基在刊物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济慈、魏尔兰（Paul Verlaine）等人的诗以及他自己的诗作。“这是米尔斯基作为批评家、诗人和翻译家的首次文学亮相”[④]。与此同时，米尔斯基接近当时统领文坛的象征派，与勃洛克、库兹明、古米廖夫等人均有来往，曾参与伊万诺夫的“象牙塔”沙龙的活动。1908年，米尔斯基考入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汉语和日语。他曾在给父亲的信中抱怨汉语难学：“日语相当简单，可汉语却十分奇特，其语法迥异于任何概念。”[⑤]1911年，米尔斯基应征入伍，驻扎在彼得堡近郊的皇村。就在次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1906-1910年诗选》。1913年，米尔斯基退伍返回大学，进入古典系学习。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米尔斯基再度应征入伍。1906年，他负伤住院，住院期间与一位名叫维拉·弗列里诺娃（Вера Флеринова）的女护士闪电成婚，两人一起生活数周后便决定分手。米尔斯基后来对此事闭口不谈，甚至“忘记向母亲提起这场婚姻”。此后，米尔斯基终身未娶。这段短暂的“战地爱情”，或可视为米尔斯基既浪漫冲动又神秘莫测的性格特征之典型体现。

    1917年革命爆发后，米尔斯基加入邓尼金的白卫军部队与布尔什维克作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残酷的战斗之余并未放弃学术，竟于1918年秋在哈尔科夫大学获得史学学位。1920年，米尔斯基同许多战败的俄国贵族一样流亡国外，先波兰后希腊，最终落脚英国伦敦，其间经常往返伦敦和巴黎之间，探望他侨居法国的家人和朋友。自1920年10月起，当时身在雅典的米尔斯基便开始给《伦敦信使》（London Mercury）投稿，先后开设“俄国来信”和“国外新书”等栏目，为该刊撰稿长达十余年。

    在米尔斯基步入英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过程中，有三位英国人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位是著名的英国斯拉夫学者莫瑞斯·巴林（Maurice Baring, 1874-1945）。巴林早年在俄国从事外交和新闻工作，日俄战争期间曾在中国东北地区任战地记者，他后与米尔斯基一家成为朋友，曾造访米尔斯基家的庄园吉约夫卡。在米尔斯基一家流亡后，他伸出援手，正是他将米尔斯基推荐给了包括《伦敦信使》在内的多家英文报刊。在米尔斯基移居伦敦之后，他又将米尔斯基介绍给伦敦的多家学会和俱乐部。米尔斯基后来将其《俄国文学史》率先出版的下卷，即《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⑥]题词献给巴林。[⑦]第二位是伯纳德·佩尔斯（Bernard Pares, 1867-1949）。佩尔斯是英国斯拉夫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曾任英国驻俄外交官，著有《俄国与改革》（Russia and Reform, 1907）和《俄国史》（History of Russia, 1926）等书。他于1907年在利物浦大学创办俄语学院，后将该学院移至伦敦，更名为斯拉夫研究院（School of Slavic Studies），该院实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系，这里当时实际上是整个英国的俄国问题研究中心。1922年春，佩尔斯邀请米尔斯基担任该院俄语讲师和该院刊物《斯拉夫评论》（Slavonic Review）的编辑。米尔斯基在这里辛勤工作十余年，“老板”佩尔斯为米尔斯基提供了在西方研究和传播俄国文学的机会和条件。但两人后来由于政见不同和性格差异而渐行渐远，米尔斯基最终选择返回苏联，与佩尔斯后来的冷淡似不无关系。第三位是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 1850-1928）。哈里森女士是剑桥大学古代考古学教授，1926年移居巴黎后继续其学术研究，是当时欧洲著名的古代宗教专家和古人类学家。她通过米尔斯基以及当时侨居巴黎的俄国作家列米佐夫等了解到俄国古代文化，曾翻译阿瓦库姆的《生活纪》（Житие）。反过来，她也对米尔斯基的英文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米尔斯基将其《俄国文学史》的上卷，即《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⑧]题词献给哈里森，他还在下卷的序言中向哈里森致谢，称“她以无尽的善意和耐心阅读此书的许多章节，并对我糟糕的英语作出许多无价的订正”。就这样，这三位英国文人学者分别从新闻和出版、学术和教职、文化和文字等三个方面向米尔斯基提供帮助，使他迅速融入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知识界。

    米尔斯基旺盛的工作激情和写作能量惊人。他仅活到49岁，这短暂的一生还充满求学和教书、革命和战争、流亡和囚禁、旅行和奔波，可他却笔耕不辍。据史密斯教授统计，自1920年底至1937年，米尔斯基发表各类文章或著作共400种，“平均每两周一种，这一惊人频率竟持续16年之久”[⑨]。除大量文章和讲稿以及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相关词条外，米尔斯基先后用英文撰写或编纂了九部著作，即《俄国抒情诗选》（The Russian Liryc, 1924）、《现代俄国文学》（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1925）、《普希金》（Pushkin, 1926）、《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1926）、《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1927）、《俄国史》（A History of Russia, 1928）、《俄国社会史》（Russia: A Social History, 1931）和《列宁传》（Lenin, 1931）。随着这些著作的相继面世，米尔斯基迅速成为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欧学界最负盛名的俄国问题和俄国文学专家。他在授课之余为西欧诸国的报刊撰稿，在英、法、德各地作关于俄国文学和文化的演讲，还曾于1928年游学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作学术报告。

    身在西欧的米尔斯基，其关注点并不仅仅在俄国文学，他还是一位积极的政论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表现，即他在欧亚主义运动中的表现和影响。自1922年起，他便开始接近该运动及其四位创建者，即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彼得·萨维茨基和彼得·苏福钦斯基。欧亚主义运动以上述四人在保加利亚索菲亚联名出版文集《转向东方》（1922）为起点，它体现了部分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特殊心态。该派认为，俄国是一个有机地融合着西方和东方不同元素的特殊国家，正是这种历史、种族和地理意义上的综合性，赋予俄罗斯民族独特的禀赋和特殊的使命。一度对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持敌对态度的欧亚主义者，却突然在新兴的苏维埃国家雏形中隐约感觉到实现他们理想的可能性，因此转而采取某种亲苏立场。米尔斯基和艾弗隆（С.Я.Эфрон）等人后来返回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心态的自然结果。欧亚主义者于1928-1929年间在巴黎创办周报《欧亚》（Евразия），米尔斯基与卡尔萨温、苏福钦斯基、艾弗隆等人共同编辑该报。20年代末，欧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米尔斯基和艾弗隆等构成该运动的左翼，他们的亲马克思主义立场日益鲜明，这最终导致该运动在30年代中期的分裂和消亡。

    言及米尔斯基与欧亚主义运动的关系，人们常会提起他生活中的两段逸事：一是他与苏福钦斯基的妻子维拉·亚历山大罗夫娜·苏福钦斯卡娅（1906-1987，她出嫁前姓古奇科娃，后嫁给一位英国共产党人，随夫改姓Traill）的罗曼史，这位女士后曾以维拉·米尔斯卡娅（Vera Mirsky）为笔名创作英文小说，或将俄语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一是米尔斯基与艾弗隆的妻子茨维塔耶娃的亲近。茨维塔耶娃曾在《诗人论批评家》（1926）一文中对包括布宁、吉比乌斯在内的“境外批评家”表示不满，她随后却写道：“也有令人欣慰的明显的例外——即不从表面的政治特征出发去评判诗人（那样的文章还少吗？）——斯维亚德鲍克—米尔斯基公爵的文章就是这样的。”[⑩]1926年3月，米尔斯基邀请女诗人访问英国，他在两周时间内不离茨维塔耶娃左右，茨维塔耶娃在寄自巴黎的信中告诉友人，米尔斯基领她“吃遍了”伦敦的餐馆。后来，或许由于米尔斯基热情消退，或许由于茨维塔耶娃很快移情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 [11]，两人关系趋于冷淡。但我们仍然注意到，米尔斯基1926-1928年间参与创办的欧亚主义杂志《里程碑》，其名称便取自茨维塔耶娃1922年出版的同名诗集。

    20世纪20年代末，米尔斯基的政治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同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28年，他前往意大利索伦托拜访高尔基，与高尔基的长谈更促进了米尔斯基世界观的转变。他在回来后给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感觉我不是置身索伦托，而是置身俄国，这次置身俄国奇怪地使我顺服了。”[12]1931年，米尔斯基加入英国共产党。之后，米尔斯基的思想迅速“左倾”，1931年6月30日，他在英文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上发表《我为何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Why I Became a Marxist）一文，公开亮明其政治身份。可是他在归纳这一转变的原因时，却出人意料将苏维埃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对他产生的震撼作用列于首位[13]。此后，他直接求助高尔基，请后者出面帮他获得苏联国籍并安排他返回苏联。他在这一时期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写道，他之所以写作《列宁传》一书，就是为了“不两手空空”返回苏联，他愿意献身于“列宁的事业”[14]。1932年9月底，米尔斯基自法国乘船抵达列宁格勒，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

    回到苏联后，原本希望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大展一番宏图的米尔斯基，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另类身份，于是退回文学。“获得苏联国籍，外加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工作能力，以及高尔基的鼎力支持，这些因素使得德·米尔斯基（这是他当时的笔名）迅速成为文学进程中一位享有充分权利的积极参与者。”[15]他研究普希金，评论当代文学，同时译介英语文学，尤其是艾略特（T. S. Eliot）、乔伊斯（James Joyce）等人的作品。但是即便在文学界，他的阶级出身和海外经历也时常引起猜疑。当他撰文对法捷耶夫的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提出批评时，便引起许多“无产阶级作家”的口诛笔伐，直到高尔基在《真理报》上发文力挺米尔斯基，方替后者解围。1934年，米尔斯基加入苏联作家协会。与他的“英国时期”相比，米尔斯基的“苏联时期”的文字有了越来越多的“庸俗社会学”色彩，如他参加写作的歌功颂德之作《斯大林运河》（1934）[16]。但是，米尔斯基仍体现出旺盛的写作能力。据史密斯教授统计，米尔斯基1932-1937年间写作并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多达近百种[17]，其中较有价值的是他的普希金研究文章以及他译介的英国文学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编纂的《英国新诗选》（1937）[18]。这部厚达453页的诗选收入了勃朗宁、哈代、叶芝、劳伦斯、艾略特、欧文、奥登等人的诗作，此书在米尔斯基被捕之后才出版，编者的姓氏也被虚拟为“古特涅尔”（М. Гутнер），可这部所谓的“古特涅尔选本”却流传甚广，至今仍为人所知所读。

    在米尔斯基的“庇护人”高尔基于1936年去世后，在苏联肃反运动愈演愈烈的情势下，米尔斯基终于在劫难逃。1937年7月2-3日深夜，米尔斯基被秘密警察逮捕，后以间谍罪被判处八年劳改，被流放至苏联远东地区。1939年6月6日，米尔斯基死于马加丹市（Магадан）附近的“残疾人劳教所”。他于次日被草草掩埋，据劳教所档案记载，他被埋在劳教所以东800米处，墓穴深1.5米，“脑袋朝西”[19]。

    米尔斯基的一生被截然划分成三个阶段，即沙皇时期、英国时期和苏联时期。他似乎善于顺风行船，如一位英国记者所调侃的那样，“米尔斯基居然能成为三种制度的食客，即沙皇制度下的公爵，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授，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文人”[20]。然而，米尔斯基的一生仿佛又构成一个巨大的悖论：世袭的贵族和激进的自由派，文人和武士，白卫军官和共产党员，反苏流亡者和社会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他往往会先后、甚至同时扮演这些截然不同的角色，他获得的“红色公爵”（Red Prince）或“公爵同志”（Comrade Prince）的绰号，似乎正是这种矛盾组合之概括；他在西欧与俄国、东方与西方、文化与政治、俄国文学与英语世界等不同领域间往来穿梭，形成一座沟通和交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