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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平庸时代的诺奖

 

精神平庸时代的诺奖 

朱也旷

加缪之后法国无大作家,但龚古尔奖还得继续颁下去,而诺贝尔奖也不可能长期冷落文学上的一个大语种。这不,仅仅过了六年,奖金又给了一个叫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的法国人。有人说这是一个冷门,还有人惊呼,这是诺贝尔奖的继续堕落。在法国之外,莫迪亚诺的确鲜为人知。在中国,因为有王小波的欣赏,知道的人可能还多些。他的代表作《暗店街》尽管算不上畅销,毕竟还有四个译本。莫迪亚诺的得奖令人意外,甚至令法国人意外,但那些经常陪跑的所谓热门作家又如何呢?村上春树是一位轻浅的作家,米兰•昆德拉看似深刻,其实是一位思想大于表达的作家。很多人认为他们该得奖,人数多到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奇妙的现象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幸好瑞典人的眼光还没有堕落到这地步,尽管有时候他们也真够堕落的。

荒凉而寂寞的不仅是法国文学,也不仅是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或美国文学。至于俄罗斯文学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下滑,其加速度堪与伽利略所研究的落体运动媲美;即便1990年代俄语布克奖的颁发,也未能使其恢复多少元气。文学或所谓纯文学的颓势是一件世界范围内的事。这与什么“文学已死”无关。至少,它与一系列时髦的死亡如“上帝已死”或“哲学已死”不是一码事。上帝有没有死我不知道,哲学有没有死我也不知道,但文学肯定没有死,也不会死。只要语言不死,只要人类还是使用符号的动物,还在用字母、笔划的排列组合传播信息,文学就不会死。但它之走向衰落却也是无疑的。

在2014年12月7日的斯德哥尔摩演说中,莫迪亚诺把原因归结为生活节奏的加快:

“20世纪的作家偶尔也会受制于他的时代,阅读伟大的19世纪的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会给他带来某种怀旧感。在那个时代,时间要比今天缓慢得多,这种缓慢非常适合小说家的工作,因为这允许他集中精力和注意力。从那以后,时间已经开始加速,断断续续地向前。这也解释了那个时代的作家何以能建造类似大教堂那样巍峨的文学大厦,而今天的作家只能写一些不连贯的、碎片化的作品。”(A writer of the 20th century may also, on occasion, feel imprisoned by his time, and reading the great 19th century novelists – Balzac, Dickens, Tolstoy, Dostoyevsky – may bring on a certain nostalgia. In those days, time passed more slowly than today, and this slowness suited the work of the novelist because it allowed him to marshal his energy and his attention. Time has speeded up since then and moves forward in fits and Starts –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wering literary edifices of the past, with their cathedral-like architectures, and the disjointed and fragmented works of today.

与20世纪相比,19世纪的确可以用缓慢来形容。但莫迪亚诺所列举的4位作家,其实只有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真正以一种缓慢的方式写作。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债务所迫,写作速度要快于今天的多数小说家;而狄更斯在《纪事晨报》当记者时就是一位快手。就数量来说,20世纪的许多作家如厄普代克、索尔·贝娄、富恩特斯等并不比他们差。至于中国作家,产量高的更是大有人在,例如张炜卷帙浩繁的《你在高原》长达450万字,把善于写长河小说的俄罗斯作家也给灭了,但他们建造的不是大教堂那样巍巍然的东西。无论是厄普代克还是张炜,都不会令人产生这种感觉。

事实上,不仅文学是如此,几乎所有的传统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戏剧、音乐等,都存在一个类似的衰落。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个原因却是人所共知的:与19世纪相比,人们的娱乐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世纪下半叶照相术、留声机的发明已经使得批评家惊呼,这将导致一个机械复制时代的出现。但是照相术、留声机不过是开了个头,真正的机械复制时代还在后头,先是电影、电视的出现,近年来由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兴起,即时通讯、随身听与社交网站的层出不穷,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帕斯卡尔笔下的国王:在国王身边永远围绕着一大群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意国王的闲暇,使得欢乐和游戏紧接着公事而来。这样的国王自然不需要一桩属于寂寞者的事业。在一个亲朋好友聚餐时都不忘埋头看手机的时代,还需要一份“荒岛书单”(哈罗德•布鲁姆语)做什么呢?

每年的诺奖都会引起诸多的议论,有一年的和平奖还使得挪威驻某国大使的网球技术大长。自然科学奖因为有硬指标,且不涉及意识形态,是其中争议最少的,也是诺奖的重头戏。当我们在一个劲儿地诅咒文学奖时,想一想,那些自然科学奖又如何呢?莫迪亚诺自然是远逊于普鲁斯特的作家,那个2008年得奖的那个法国人(克莱齐奥)也不怎么样,就艺术性而言,还不如莫迪亚诺。如今的法国文坛根本无法与加缪、萨特、尤内斯库、贝克特那一代人相比。至于去年得奖的门罗,据说是加拿大的契诃夫。谁都知道,她不是契诃夫,甚至连26岁的契诃夫都不如(这样说有些刻薄,但26岁的契诃夫已经是《苦恼》的作者了,而28岁的契诃夫则是《草原》《灯光》《命名日》的作者!)。不过,话说回来,那些得物理奖、化学奖的伙计,又有哪一个能与爱因斯坦、海森堡、居里夫人相比呢?在物理学领域,存在着显著的边际效益递减现象: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钱、更庞大或更复杂的仪器才能做出一丁点儿的发现,这两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就是一例。其他学科也存在类似的边际效益递减现象。充满活力的生物学也许是个例外。霍根(John Horgen,《科学的终结》的作者)将整个当代生物学视为对达尔文理论的一个注脚,自然是大言不惭的蠢话。不过也正是因为它的惊人潜力,生物学尤其是遗传技术的迅猛发展,却也在公众心目中造成日益增强的不安: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尼采式的超人不必通过对基督教和伦理学的颠覆,而是可以借助对基因的操控制造出来。人类的生而不平等不仅反映在起跑线上,也反映在起跑线之前的娘肚子里。

不久前,有一家权威机构的官微晒出一张老照片,1927年索维尔会议的合影,与会者个个都是参与物理学革命的大牛人,他们的合影无疑代表了一个时代——20世纪初物理学的黄金时代。那家全球著名的机构——美国宇航局感慨道,像这样的天才荟萃的时代大概很难再现了。想一想,在20世纪之初,如果文学界也有类似的索维尔会议,与会者有托尔斯泰、契诃夫、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佩索阿、托马斯•曼等人,如果文学界也有那么一张合影的话,大家肯定会有同样的感慨:像这样的天才荟萃的时代大概也很难再现了。当一个叫阿兰•布鲁姆的美国老头一个劲儿地抱怨美国精神的封闭时,他却没有意识到,这已经不单是美国人的事了。尽管历史并未终结,且远未终结,人类似乎已进入一个物质繁荣、精神平庸的全球化时代,最后的人——精神上的布尔乔亚——已然提前来临。

(本文首发于2014年12月22日《南方都市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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