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也旷

　　年轻时因为写了几篇小说，混了个作家的头衔，顺便也结识了一些同样做文学梦的青年作家。既然做着相同的梦，大家便不时小聚一回，谈谈各自的作品，谈谈圈子里的事情和圈子外的新闻，有时也会讲一些笑话，尤其是黄色笑话和政治笑话。

　　自然大家也会谈到一些外国作家，谈得最多的是谁，已经忘了，反正不外乎20世纪的名家；间或也会谈到19世纪的作家，但在我们眼中，他们差不多都过时了，落伍了。例如我们可能会大谈一位叫卡佛的美国作家，而对另一位比他伟大得多、公认的现代短篇小说之父却视而不见。这种情形与八十年代的作家大谈鲁尔福或罗萨倒有些相似。至于19世纪以前的作家，遥远的希腊作家，尤其是三千年前的荷马，则从未听谁提起过。我们只顾埋头写自己的东西，就当他老人家不存在似的。历史上可能并无荷马其人，但这里的不存在是指，这位“来自山石嶙峋的基俄斯的盲人”连同归在其名下的两部作品都不存在。

　　但由罗念生、王焕生翻译的《伊利亚特》就在我的书架上，在那里一放就是好几年。自然，它不是自己长腿跑上去的，也不是别人送我的。它就是我买的。买来了，放在书架上，但就是不看。不看，是因为它早就过时了，是老什子的老什子了；不看，是因为它是原始部落口口相传的产物，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不看，是因为远古的艺术必定是粗糙的，丑陋的，就像远古的石器一样；不看，是因为它肯定是无法卒读的；不看，是因为周围搞写作的人都不看；不看，是因为不但中国人不爱看，好像老外们也不爱看——据说“荷马之死”紧随着“上帝之死”已成定论；不看，是因为有些如雷贯耳的著作可以不必亲自去读，例如学经济的不必去读《国富论》，学物理的不必去读《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学生物的不必去读《物种起源》等等；不看，是因为表面上满不在乎的我们，心里面其实怕得要死，根本不敢正眼看他；不看……尽管谁都清楚，两种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用歌德的话说，连给此君提鞋都不配。

　　但我知道历史上有些人将荷马史诗读得很有名，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是一个例子，在常年在外的征战生涯中，《伊利亚特》一直是他的枕边书。对于尼采，荷马创造了甚至令最伟大的天才感到沮丧的作品，其中屹立着可供后代景仰的不可逾越的形象。我还知道维吉尔、但丁、弥尔顿、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雅斯贝尔斯等都对荷马极为赞赏。就我有限的了解，托尔斯泰和济慈的例子尤其值得一提。托尔斯泰初读《伊利亚特》时是有保留的，后来他学会了希腊文，读到了原汁原味的《伊利亚特》，才大呼过瘾，并认为真正的荷马与翻译的荷马，其差别犹如“冒着蒸汽的沸水之于冷冽的泉水，后者虽然冷得令人牙齿发痛，有时夹带着泥沙，但它受到阳光的照射，晶莹闪亮，更加纯净，更加甘美。”但并非人人都可以像托翁那样直接品尝原著，且即便学会了希腊文，也未必有他那样的感受力。诗人济慈读的就是查普曼（G. Chapman）的译作，且把他的感受写入诗中。查普曼是第一个让荷马说现代英语的人，他的译作被认为华丽有余而质朴不足，但这并不妨碍济慈先生读得如痴如醉：就像观星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的星座，就像科尔特斯发现了太平洋。对于一位能够感觉到鲜花在自己身上生长的诗人，我怀疑这些比喻能否道出其真实感受的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应该把济慈本人的感受而非任何其他比喻作为一个参照系，就像史学家把阿基米德的裸奔和大喊大叫（他喊的是“尤里卡”这个词，如果你不解其意，可以径直把阿老看成是现代行为艺术最古老和最伟大的先驱）作为科学发现时刻的参照系一样。事实也是如此。当凯恩斯的著作传入美国时，年轻的萨缪尔森就把他们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心情与济慈相比较。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必去读《伊利亚特》，原因也很简单：我既不是托尔斯泰，济慈，也不是即将成名的萨缪尔森……说到底，也不配给这些人提鞋。

　　不过正因为它的赫赫声名以及像大河一样恒久的生命力，它在我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倒不失为一件长面子的事。因提倡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的青年胡适归国之初，就常把荷马的一句话挂在嘴边，且常以英文诵读之：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此简单的一句话，精通两种文字的胡适之翻来覆去，前后至少译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17年3月8日的日记中随手译的，“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第二次是在1919年6月由少年中国学会举办的一次演讲中译的，“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若干年后，在为清华二十周年校庆题词时，已成一代宗师的胡适终于找到了更满意的译法，“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尽管获得非同寻常的重视，此语却非胡适自己读英文《伊利亚特》的心得，而是从19世纪一个叫纽曼（Cardinal H. Newman）的英国学者那里“顺”来的。以胡适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诸翁的谬见（胡适认为莎士比亚惟有在其时代才算是圣手，远不如19世纪一些写实风格的剧作家；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纤细琐事”对于青年胡适更是折磨，几乎使其不能终卷），以及对文学进化论的暗中信奉，想来他也不会十分欣赏这位处于源头地位的基俄斯人，但这并不妨碍他时常引用它，一显自己开风气之先的襟怀。既然豪情万丈的胡老先生可以如此对待这位盲诗人，灰头土脸的我辈把他老人家的作品买来不看，只在书架上供着（后来又添了陈中梅的译本），也就可以理解了。

　　要不是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这种情形将一直持续下去。2004年，在我人生旅程的中途，一种特殊的命运突然降临到我头上。为了排遣内心的惶恐与孤独，我开始埋头读书，阅读生物学家E.迈尔、E. O. 威尔逊、R. 道金斯、S. J. 古尔德、S. 平克等人的著作。就我目前从事的职业而言，这是早就该补的功课。让自己对进化论的认识停留在古老的“物竞天择”的水平上，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况且根据彼得·沃森（Peter Watson）的说法，我们如今正处于一个“普遍达尔文主义”时代。尽管道金斯、威尔逊的观点令很多人着迷，在中国大概也更有名，但真正使我难以忘怀的却是那位不温不火的古尔德。我读的是田洺译的《自达尔文以来》和《熊猫的拇指》，其中有些文章读了几遍。古尔德的文章大多写于二三十年前，这期间，出现了更多的古生物化石尤其是古人类化石，分子生物学的进展更是神速，文集中的少数内容该修改了，但基本的观点还是立得住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文章真是有味道啊。法布尔肤浅过时的《昆虫记》可以在国内获得热捧，古尔德美妙深刻的文章却受冷落，实在是咄咄怪事。有人认为古尔德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兼作家，但我觉得他就是我们时代——实证时代——的哲学家。从前由柏拉图、阿奎那、康德、黑格尔等人占据的位子，现在则部分地被古尔德、道金斯、平克这样知识渊博且具有人文情怀的人取代了。

　　古尔德认为，灭绝对于物种来说是一种常态，就像性一样，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恐龙最明显的特征不在于它们的灭绝，而在于它们在地球上主宰得太久”，古尔德似乎在故作惊人之语。但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化石记录表明，一般的无脊椎物种的生活时限为500万年到1000万年，而脊椎动物的生活时限通常还要短些。我想任何人在听到这种观点后，都会自然而然产生一个波及自身的问题：既然灭绝是所有物种的最后归属，那么所谓的 Homo sapiens 这一自命不凡的脊椎动物会例外吗？

　　这种杞人忧天式的论调并不新鲜。即便不去考虑宇宙的终结，有一个指标却是不得不考虑的。太阳作为恒星的一员，本质上是一座在天上运行的核电站。它迟早会因燃料耗尽发生膨胀，变成一颗巨大的、足以吞没地球的红巨星。而在这一天到来前，地球上早就不会有生命存在了。但古尔德的最后归属论不是指这种情况。显然，他在内心并不相信人类的生命之河可以绵延那么久远。不仅如此，当他写下“谁敢打赌说智人会比雷龙生存的年代更长”之类的话时，他简直是在说：假如人类果真取得像恐龙那样的业绩，那你们就知足吧！

　　明白了这一点，当我们读到以下这段话时，就不会奇怪了：

　　假如人类可以生存到目睹50亿年或更长时间后我们星球的毁灭，那么人类生存的历史无疑是生命史中史无前例的。届时，我们会欣慰地唱出我们人类的最后哀歌——富贵如浮云。

　　古尔德站在整个生命演化史的高度，说这样的话自然不觉得腰疼。倘若“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人类，果真有一批人必须承受最后灭亡的命运，这批人绝对不会有什么欣慰之情来唱最后的哀歌，而是会极不甘心地责问：“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偏偏轮到我们？”还有比这更悲惨、更无望的景象吗？但“这一切灾难的顶峰”（欧里庇得斯语）其实不需要等那么久，因为类似的处境早就在人类中间预演过。记得很多年前读阿庇安的《罗马史》，当读到迦太基的毁灭时，尤其感到惊心动魄，毛骨悚然。在人类有案可稽的历史中，遭受类似厄运的并不少见，但像纪录片一样被详尽记录下来的，似乎惟此一桩。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国灭种”啊。当时我即产生这样的印象，所谓的世界末日，大概不过如此。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一可怖的印象依然萦绕于心头。

　　恶补进化论的一个附带的后果是，我将达尔文主义顺便贩卖到了一篇关于契诃夫小说的评论中。既然这个主义自诞生之日就到处泛滥，让自己偶尔成为一位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也无妨。等到这一工作完成后，我又想起了阿庇安的《罗马史》，于是在2005年初夏的一天，我将此书从书橱中翻出。再读有关迦太基的毁灭时，已没有那种沦肌浃髓的感觉了，但有一段文字当初并未留意，现在却吸引了我。这段文字写的是小西庇阿夷平迦太基城后的感受：

　　西庇阿看到这个城市，它自建立以来已经繁荣了七百年，曾经统治过如此多的土地、岛屿和海洋，拥有过许多的武器和舰队、战象和金钱，可以跟最强大的帝国相比，但是在刚毅、勇敢方面，远远超过那些帝国，现在已经因完全毁灭而终结了——西庇阿看到这个情形，据说他曾痛哭流涕，公然为敌人的不幸而悲伤，回顾城市、王国和帝国也和个人一样，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灭亡，回顾亚述帝国、米提亚帝国、后来伟大的波斯帝国，尤其是最近的马其顿帝国的命运，因而最伟大诗人的名句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嘴里脱口而出……

　　迦太基的毁灭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著名暴行之一。即便考虑到上古时期的普遍残忍和背信弃义，这也是一桩绝对可耻的行为，而小西庇阿无疑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迦太基的结局之所以为后人铭记，是因为有一位特殊的目击者在场，此人是年轻时即有文名的希腊学者波里比阿（Polybius）。波里比阿与迦太基人同属被征服之民族，但他对对方的悲惨遭遇却无太多的同情。虽然如此，苦大仇深的迦太基人于冥冥之中或许还得感谢这位以罗马人的意识形态为准绳的历史学家。作为小西庇阿的老师，波里比阿得以随罗马军团远征北非，因而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一切。诚然，小西庇阿事后可能情绪低落，甚至可能“痛哭流涕，公然为敌人的不幸而悲伤”，只要良心尚存，有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作为一位具有历史眼光和政治头脑的贵族兼高级将领，由此联想到自己国家的命运也是正常的。小西庇阿自幼受希腊文化熏陶，后又拜波里比阿为师，他在任何时候念几句荷马史诗，就像中国人念几句唐诗一样平常。然而在如此重大的历史时刻，产生如此深刻的联想，且又如此恰到好处地吟诵《伊利亚特》中的诗句，实在太像文学虚构了。古人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是有道理的。

　　那么，这位迦太基的毁灭者在发思古之幽情时，脱口而出的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伊利亚特》第六章中的诗句：

　　有朝一日，这神圣的特洛亚和普里阿摩斯，还有普里阿摩斯的挥舞长矛的人民，终将灭亡。

　　根据阿庇安的记载，小西庇阿曾告诉波里比阿，他在说出“最伟大诗人”的诗句时，心中念兹在兹的是他的祖国——当时正走向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由此产生了使我不敢相信的另一个理由，因为这段并不算长的文字，它所取得的效果却是令人惊讶的。

　　在富勒（J. F. C. Fuller）的名著《西方世界军事史》（即《西洋世界军事史》，钮先钟译）中，有关小西庇阿的反应是这样的：

　　迦太基投降后，西庇阿就奉命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当命令放火焚城的时候，他回过身来向他的老友和老师波里比阿说：“波里比阿，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当我想到有一天别人也会对罗马城下达同样的命令时，我就禁不住要发抖。

　　两相对照即可发现，富勒的叙述于情理更合，同时也更能凸显阿庇安妙笔生花的效果。在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小西庇阿的条目中，也有类似的叙述。阿庇安的巧妙叙述——也许始作俑者就是波里比阿——不仅有助于洗刷刽子手的血污，且使人觉得在这位将军身上有一种赳赳武夫所没有的东西。它提升了小西庇阿的精神品质。从另一个角度看，荷马史诗的魅力或魔力也着实了得。

　　由此我对这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究竟是何人所说，是在何种情形下说出的？除此之外，他还说了什么？在注释的引导下，我翻开罗、王译的《伊利亚特》，果然在第六章找到了它的出处。我原以为它是特洛亚的敌人诸如阿伽门农、奥德修斯说的，不料它却出自特洛亚王子赫克托尔之口。赫克托尔不是悲剧的制造者，作为特洛亚最大的英雄，却是悲剧的最大的承受者。这位秉性高贵的王子在出战阿开亚联军之前，即已预见到自己及国家的命运，仿佛“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这一数千年后的观念早已铭刻在他心中。因此他和他那同样高贵的妻子安德罗马克的告别便构成了一起戏剧性事件。这是一则蕴藏着巨大能量的题材，是文学领域的东非裂谷或圣安德烈斯断层。这样的题材似乎只有欧里庇得斯或塞内加才能处理好，而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其实已经把它处理得足够好了。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无知得可以：原来这荷马史诗既不是丑陋的，也不是无法卒读的……

　　有时候，对书籍的阅读就像地理探险一样，本来不想或不可能到达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不料在一系列偶然因素的作用下，你竟然到了那个地方，且获得了只有在那里才有的体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说不出。我只能说，对于任何地区的文学，拥有这样的起源都是无比幸运的，因为这也是创世纪。正如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所言：在万物混沌中，史诗产生了，并创造了秩序。至于那种追求最大可能光荣的人生目标，令今人更是只有自惭自愧的份。《伊利亚特》的最终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长达数百年。以赫克托尔为例，在最初的诗篇中，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到后来，他的形象却变得越来越令人同情。类似的改变在史诗的形成中还有不少。英国古典学者默里（G. Murray）意识到这些改变的重要性，指出“这种道德意识的增长，是最后修订史诗的显著标志之一”。我知道这是另一个通往《伊利亚特》的旅程，伟大艺术的许多秘密就隐藏在这一如今行迹莫辨的旅程中。

　　此后在我死水微澜的心中，偶尔也会冒一两个不安分的气泡——假如能直接品尝那甘美冷冽的泉水，那该多好；或者干脆去当一位钻故纸堆的古典学者算了。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在我可以这样安慰自己：既然济慈读英译的《伊利亚特》如此陶醉，我辈读汉译的《伊利亚特》也就不必不好意思；况且很少有译者像罗念生、陈中梅那样，为翻译付出那么多——不止是辛劳和汗水。济慈用两个比喻形容他的感受，我觉得大可以继续比喻下去：就像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双螺旋结构，就像阿姆斯特朗第一次踏上月球表面……这不是说在我心中有过济慈那样的体验。话又说回来，即使认为自己有过那样的体验，又有何妨？有时候，寂寂无闻的小人物也会拥有大人物的感受，就像衣衫褴褛的乞丐有时候也会产生当皇帝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