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也旷

1889年，契诃夫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批评界对《没有意思的故事》等杰作的误解，心怀嫉妒的文人同行的诋毁，哥哥尼古拉的病逝，两个剧本的失败等等，这一切都深深地刺痛了他。这年年底，对自己的状况感到厌倦和不满的契诃夫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暂时告别已取得相当成功的文学生涯，去遥远的萨哈林岛直面真正的苦难，深入了解岛上苦役犯们的生活。他需要一个大的改变来拯救自己，并藉此为社会做点切实有益的事情。

对于一位身体羸弱、习惯于书斋生活的知识分子，这一举动仅靠勇气和毅力是不够的，它还需要特殊的个人信念或理念。在契诃夫的时代，从陆路去萨哈林岛的艰辛，已非我们这个时代所能想象。广袤无边的西伯利亚当时尚未开发，既没有通铁路，也没有通公路，有四千俄里的路程全靠坐马车，而马车将行驶在“全世界最长、似乎也是最不像样的道路”上。在一篇发表在《新时报》的旅行札记中，契诃夫对路况做了这样的描述：“一般情况下，马车总是处于当你还没习惯时每分钟都会喊‘车夫，要翻车了！’的状态。”

1890年4月21日，契诃夫揣着《新时报》发给他的记者证从莫斯科出发，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艰苦跋涉，7月11日清晨，他乘一艘小艇登上萨哈林岛狭小的码头。码头附近有五六十名苦役犯，契诃夫刚一出现，他们就一齐把帽子摘下。“迄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作家获得过这样的荣誉。”契诃夫后来以自嘲的口吻写道。他在岛上呆了三个月零两天，然后乘“彼得堡”号轮船，从海路南下，经印度洋、苏伊斯运河回国。直到12月1日，才终于在港口城市敖德萨重新踏上俄罗斯的土地。

根据法国俄裔作家特罗亚的传记，契诃夫“每天早晨５点起床，或独自一人，或在一个带枪的看守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岛上的所有监狱、所有木板房和所有枞木屋，下了所有矿井”，“每天都要进行这样的调查，累得他筋疲力尽。他的眼皮因痉挛而眨个不停，头也痛得厉害，但他拒绝休息。” 最终，辛勤的劳动使他能够在给苏沃林的信中自豪地宣称“在萨哈林岛上，没有一个苦役犯、没有一个移民没有和我交谈过。”

去萨哈林岛固然艰难，写萨哈林岛却一点也不轻松。《萨哈林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译为《萨哈林旅行记》；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收有一本契诃夫文集《莫斯科的伪善者们》，第1版为1997年3月，译者田大畏摘译了部分内容，但他竟不知此书在十多年前即出中译本，足见其在国内湮灭无闻的程度）断断续续用了长达四年的时间。写作变成了一项难以收尾的庞大工程，就连意志坚强的契诃夫也感到厌倦了。他对《新时报》社长苏沃林抱怨道：“有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疑惑，真想撒手不写了。”

在契诃夫身上，通常可以加上两个伟大的头衔：伟大的小说家（或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伟大的剧作家。鲜为人知的是，契诃夫还是一位新闻记者。我认为，作为记者的契诃夫同样也是伟大的，他的伟大这不仅仅体现在萨哈林岛上筋疲力尽的系统采访中，也体现在回来以后的长征般的写作过程中，甚至也体现在动身之前的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中。

通向萨哈林岛的漫长旅程表明，契诃夫还是一位勇于把个人信念付诸实践的行动家。终其一生，契诃夫都尽可能地以实际行动来体现他的价值观，而这一点正是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最为稀缺的。善于高谈阔论而疏于身体力行，重视宏大叙事而漠视点滴小事，为遥远的苦难和天边的幻想而激动，却又无力面对任何实际问题，无论是在当时的俄罗斯，还是现在的中国，这样的人都不在少数。这也是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的通病。

当《萨哈林岛》最初在《俄罗斯思想》上连载时，却使很多对它抱有很大希望的读者大失所望。他们原本以为这是一部饱含泪水、鲜血、愤怒和呐喊的作品，结果却发现作者在以一种低调的、几乎不动声色的态度在叙述他的所见所闻。“1890年7月5日，我乘轮船抵达我国最东部的城镇之一——尼古拉耶夫斯克。”契诃夫以这样一句平淡无奇的开场白，定下了全书的叙述基调。

《萨哈林岛》是一部新闻调查类的著作，是一部文学著作，同时又堪称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作者在书中同时拥有新闻记者、作家、医生和科学家的多重身份。因此，它在俄国刑罚学史上“保持着一个受尊敬的位置”（retains an honoured place,1998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语）也就毫不奇怪。研究刑罚学、心理学、妇女问题、儿童问题的专家，都可以从中找到很多东西。《萨哈林岛》与在其前后同样由作家撰写的同类题材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均有着很大的区别（索尔仁尼琴常引用其中的内容，将此岛与彼岛进行对比）。国内有人把它归类为报告文学，是一种不确当的做法。所谓“三分虚构，七分真实”的报告文学标签——国内的很多报告文学连七分真实也做不到——根本就不能贴到这种态度极其认真的作品上。

我个人以为，《萨哈林岛》应该成为所有新闻从业人员的教科书。这是一位伟大作家客串到通常被认为是次要领域（就创造性而言）并动用了全部创造力的结果，尽管作者声称自己已经变成了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气象学家兼人口学家，而不再是个作家。《萨哈林岛》几乎拥有一切与散文写作有关的技巧。契诃夫卓越的写作才能使得他在写萨哈林岛的气象时，使人产生如坠冰窖的寒冷感；在写鞭挞犯人的场面时，使人产生沦肌浃髓的恐惧感；在写欢迎大人物莅临的庆典时，使人产生会心一笑的讥讽感。萨哈林岛是一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地方，女人的到来自然构成不同寻常的事件。契诃夫以记者的眼光描写了一批女犯人“步履艰难”地走出码头的情景，然后把目光转向看热闹的人：“跟在她们身后的是成群结对的婆娘、庄稼汉、小孩子和办事机构的人员”。接着，作为作家的契诃夫出场了，他笔锋一转，用一个比喻一下子点明了这个场面的含义：“这个场面很像阿尼瓦湾里鲱鱼汛期的情景：鱼群后面跟着成批的鲸鱼、海豹和海豚，它们都想饱餐一顿满腹鱼子的鲱鱼。”不仅正文写得精彩，书中的很多脚注，尤其是那些非资料性的脚注，也都写得引人入胜。不过最重要的是，契诃夫是在建设性地使用他的材料，而不是仅仅满足于陈述事实。思想和感情隐藏在材料的背后，而不是通过说教和煽情的方式直接显露出来。

作为一位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的知识分子，契诃夫对事物的界限尤其是自然规律适用的界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从来就不会被绚丽的理论晃花了眼睛。当美妙的观念、高尚的言辞与常识发生冲突时，他宁愿信任卑微的常识：“战争是罪恶，法院是罪恶，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我应该穿树皮鞋，应该与长工和他的老婆一起睡到炉台上（1894年3月27日致苏沃林）”。契诃夫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思想家，但他没有滔滔不绝的言辞，深奥雄辩的理论，一蹴而就的野心。在契诃夫的时代，俄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已经初显端倪。当俄罗斯的知识阶层沉湎于空谈，痴迷于主义时，契诃夫却敏锐地觉察到那些华而不实的思想对人类可能造成的难以预料的危害，甚至灾难。根据特罗亚的记载，有时，当有人大谈××主义时，他会用毫不相干的问题打断大家的谈话：“你们参观过种马场吗？”然后微微红着脸，和他们煞有介事地讨论起种马来。

这种思想也渗透到他的小说创作中。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就是一个例子。契诃夫晚年越来越浓厚的悲观主义倾向在这篇写于1892年的小说中已经一览无遗：道德低下的艺术家因其浮华的成就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女人的青睐，而谦虚纯洁的学者尽管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却只能默默无闻，被人忽视，在忍受妻子背叛的痛苦中悲惨地死去。《跳来跳去的女人》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以及托尔斯泰和布宁的高度赞扬，但也成了契诃夫和画家列维丹关系破裂的原因。后者认为小说影射了他和某位已婚女士的关系。

更典型的例子则是被当时的批评家广泛误解的《黑修士》。这篇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中篇小说多少越出了契诃夫通常的创作轨道。主人公柯甫陵是一个敏感羸弱的大学老师，他受到了一位黑衣修士的启示，就像《旧约》中的先知那样听到了“主的声音”，于是柯甫陵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跃而成为“为永恒的真理服务”“为公众的幸福不惜一死”的特殊选民。故事的结局是柯甫陵口吐鲜血，发疯而死，但即便“已经死了”，“他的脸上还保留着幸福的笑容”。在小说中，契诃夫把两种情景作了绝妙的对照：当柯甫陵在“为最高原则服务”时，他其实是个神经病患者；而当他没有这种美妙感觉时，他倒成了个正常人。

在以赛亚·伯林颇为自负的文集《俄罗斯思想家》中，俄罗斯名作家和名思想家在聚光灯下一一亮相，而契诃夫的身影却很难见到，其出场次数比不相干的席勒还要少，且最后一次是在一个脚注中，作为《新时报》社长苏沃林的朋友而被顺便捎上一笔。关于契诃夫，伯林喜欢引用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观点：“阿赫玛托娃不喜欢契诃夫，因为他笔下的一切东西都是低调的，灰色的，一片污浊，‘没有刀光剑影’。”柏林如此告诉贾汉贝格鲁。但鉴于契诃夫的盛名，他不得不小心从事，于是又补充说：“还有其他人持相同看法，当然这不是普遍看法。”

伯林的文学鉴赏力到底多高，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很多重要的英国作家对契诃夫极其推崇，使得契诃夫在英国的地位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一点，活跃于英国知识界的伯林不会不知。他如此贬低契诃夫，想必另有原委。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洛夫，是柏林大谈特谈的对象。伯林从来没有对其他的虚构人物如此倾心倾力。而契诃夫呢，虽然对《父与子》有较高的评价（在屠格涅夫的所有小说中，这是惟一一部他看得上眼的小说），但他断然不会喜欢巴扎洛夫（尽管这位巴扎洛夫据说也相信科学），也不会喜欢柏林的其他论述对象。契诃夫对充满“喧哗与骚动”的俄国知识阶层有着近乎本能的厌恶：“他们牢骚满腹，乐于否定一切，因为对懒惰的大脑来说，否定比肯定来得容易。这个知识界并不结婚，而且拒绝抚养孩子！”他将其中的一部分人称为莫斯科的“哈姆雷特们”，对他们开具的药方则是：“拿着一截电线往下走，在所碰到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吊死算了！”有趣的是，伯林在他的论文、讲稿编辑成书时声称，收入文章的宗旨“就是不相信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无所不知”。这话与契诃夫在1888年6月9日给谢格洛夫信中的观点倒很相似：“我们是不会去扮演江湖骗子角色的，并将明确地声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也不懂。只有蠢人和江湖骗子才会声称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这位看上去没有思想的思想家，不仅当时备受误解（被人称为“没有思想”或“没有原则”的作家），在经历过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人类噩梦的现今依然不受重视，常被人轻蔑地等同于虽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头脑却空空如也的专业知识分子。

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关系也是奇特的。他敬佩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但对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让这个世界上伟大人物的哲学见鬼去吧！”游历萨哈林地狱的经历更加深了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空谈的不满，即便是对犹如“朱庇特神”的托尔斯泰，也忍不住使用最刻薄的语言，认为托尔斯泰的哲学观点抵不上其中篇小说《霍尔斯托梅尔》中的一匹母马。而对于托尔斯泰反理性和科学的蒙昧主义思想，契诃夫更是不遗余力地谴责。不过谴责归谴责，他倒没有因此而滑向另一个极端。更有意思的是，两位文学巨人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

受以赛亚·伯林的影响，“乐于否定一切”的巴扎洛夫在萨义德的《论知识分子》一书中，再度成了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不过柏林笔下含义复杂的巴扎洛夫，到了萨义德那里，却被简化为“现代虚无主义知识分子的原型”（见第三章，“知识分子的流亡”）。萨义德所以选中巴扎洛夫，首先看中的是其寒气逼人、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这一点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当他就此进一步展开，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上的议题”时，问题就出现了。萨义德以其在文学和文化领域的经验论述专业化的危害，但这种论述存在有着巨大的局限性，根本无力应对日益复杂的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特殊挑战。

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批判精神只有建立在对对象精深研究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为萨义德所倚重的所谓对抗性才智（confrontational intellect），连同道德上的优越，就只能徒有其眩目的外表——这正是令契诃夫特别反感的地方。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才智一旦付诸实际，将所蕴含的破坏性能量释放出来，后果则不堪设想。以赛亚·伯林刻意强调不能将巴扎洛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具有犯罪倾向的涅哈耶夫等同起来，但若以萨义德对知识分子总结的几点原则进行反推，或者换言之，以萨义德教授在旁征博引的基础上小心归纳出的“遗传基因”（DNA）来重构这两个人，巴扎洛夫与涅哈耶夫其实已无本质区别。

在当今时代，我们的确需要“对权势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但是，这种“真话”在很多时候是需要专业水准的。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无法抹去的形象，这个人不是什么虚构人物，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就是已故的黄万里教授。

在去萨哈林岛的前一年，契诃夫在《新时报》上撰文，悼念死于探险途中的俄罗斯地理学家、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文中把他和死于非洲的英国探险家利文斯通等人，与另一些人做了无情的对照：

他们本人用活生生的行动向社会表明，除了那些争论什么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人，因为无聊而写糟糕的小说、无用的方案、廉价的论文的人，为否定生活而堕落放纵的人，以及为了一块面包而撒谎的人，除了那些怀疑主义者、神秘主义者、精神病患者、耶稣会教徒、空谈家、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人——献身于伟大的事业、有信仰、有明确目标的人。

这篇文章今天读来仍然痛快淋漓，十分过瘾。将其中的几类人的身份稍作改动，简直可以看成是针对中国知识界某些人的当头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