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也旷

　　罗念生活到了将近86岁的高龄，于1990年在北京逝世。14年后的今天，他的全集才得以出版。在有生之年未能见到作品汇总的出版，必定是一件憾事，因为一个活到耄耋之年且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是享有这种资格的。不管怎么说，十卷本的巨著终于出来了，且装帧设计庄重典雅，应该是对先生最好的、尽管是迟到的纪念。

　　了解一点文明史的人都知道，希腊文明在2500年前给予人类精神的那种推动力，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今天，任何一个学生在学习几何学与天文学时，已经没有必要去读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阿波罗尼奥斯的《圆锥曲线》与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了；除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一个低年级的医科学生也没有必要去涉猎古希腊的医学文献。可以这样说，希腊精神在理性知识方面的体现已经间接地融入到许多学科及事务中。

　　但希腊精神在哲学、艺术等方面的体现依然对今天的人们起着直接的作用，具有直接的感染力。尽管存在严重的缺陷，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依然是最值得怀念的时代，而修昔底德的著作依然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我们理解战争与和平的教科书。在亚里士多德的主要成就——主宰世界达两千年之久的物理学被伽利略、牛顿彻底摧毁之后，他的伦理学、政治学、逻辑学和诗学依然巍然屹立，且几乎始终处于源头地位。像《美狄亚》《安提戈涅》一类具有普适意义的悲剧固然没有过时，像阿里斯托芬嘲笑苏格拉底的《云》以及讽刺“激进民主派”的《骑士》和《马蜂》其实也没有过时。即令像狄摩西尼、伊索格拉底那些时效性很强的演说辞，于今读来依然意味深长。而在希腊诸艺术中，以史诗与戏剧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犹为重要。罗念生毕生的工作，即是在我们面前架起一座通往希腊古典文学的桥梁。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也是一桩只有伟大的心灵才配得上的伟大事业。有人将这一工作与译佛经相比，亦不算过誉。

　　就个人喜好而言，我希望在全集中包括荷马的另一部史诗《奥德赛》。既然狄摩西尼的第三篇《反腓力辞》出现了，我就希望还能读到第一篇、第二篇《反腓力辞》，甚至《金冠辞》与《葬礼演说》。当然，作为希腊戏剧的爱好者，或许更希望全集能够包括埃斯库罗斯雷霆万钧的三连剧《奥瑞斯提亚》的后两部、阿里斯托芬最奇妙的喜剧《鸟》等等。但是任何一个对罗先生的经历有些了解的人，都会以为这样的要求不尽合理。

　　罗念生生于1904年，经历过那个不幸世纪的所有重大灾难。虽然一生大致还算平安，但生活的艰辛和动荡的环境还是极大地妨碍了他。等到文革结束，先生已到了疾病缠身的暮年。先生晚年的不已壮心是像索福克勒斯那样活到90岁的年纪，以便至少译完《伊利亚特》，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

　　终其一生，罗念生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不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英雄，也不是大家所景仰、所趋之若鹜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不适当的价值观使得另外一些人成为人们心中的榜样的时代，在人类的美德之光在金钱、权力和欲望的大质量面前大幅度弯曲的时代（这也是“广义相对论”啊），媒体热衷于追腥逐腐，作家热衷于自我抚摸或者“脱裤子比赛”（朱大可语），后辈学人大多怀着一颗躁动的心，真正的榜样却在被人遗忘。也许正因为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榜样，他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才更有借鉴意义。而他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在寺庙如豆的灯火下，在近乎失明及癌病交迫的老年埋头译书的情形，其实已经构成了传记作品的动人材料。遗憾的是，这样的传记至今不见踪影。

　　虽然在中国，言必称希腊的人不算少，但真正懂得希腊文明的价值、真正有研究心得的人并不多。因此罗念生所走的注定是一条寂寞、清贫的小路。译作《俄狄浦斯王》早在1936年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直到五十年后的1986年，该剧才首次在中国上演。先生晚年费了很多心血编撰的一部两三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在出版社压了四年还是不能付排，只好对着夕照苍凉的北京西山兀自叹息。

　　爱因斯坦曾经把开普勒、牛顿等长期甘于寂寞研究的科学家称为具有宇宙宗教感情的人：“只有那些做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的人，才会理解这种感情的力量”，倘若没有这种热忱，没有这种力量的推动，“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拓性工作中取得成就”。我想罗念生先生应该就在这类人之列，尽管他不是一位开拓者，而是一位架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