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也旷

    人在无所事事时，对于任何看热闹的机会，都是不会放过的。将近春节的一个下午，我便逮着了这样一个机会。

　　事情还得追溯到昨天，我在逛街时无意听到一句：明天下午开宣判大会。说话人是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小伙子戴着红色头盔，一只脚撑地，对一个国字脸的中年汉子最后说了这么一句，就一溜烟地开着摩托车走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一般人是不会上心的。起初我也是这样的。走了十几步，这话又在我的耳边回响了一遍。宣判大会？不用说，是枪毙犯人的。公开宣判，对于有犯罪倾向的人，对于蠢蠢欲动的犯罪分子，会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我很后悔没问是下午几点，在哪儿举行。我也问不着了，那醒目的红色头盔早就消失在人丛中，连嘈杂的响声也听不见了。不过，好在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想地点多半在城东的体育场，那是城里惟一能站许多人的地方，以前都是在那里开宣判大会。至于时间，反正跑不出下午。惟一值得担心的是，可别忘了。

　　我的记忆力还算不坏。早上起床后，看见玻璃窗上蒙着一层水蒸汽，便觉得今天有什么事。中午吃饭时，母亲老是用忧愁的眼神看着我，使我又记起了这事。父亲虽然一声不吭，其实内心比母亲还要痛苦。我知道我不仅是他们痛苦的源泉，我那失败的婚姻还使他们大丢面子，在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面前抬不起头来。家里的空气太压抑了，因而饭后不久，我便朝猜测的地点出发了。

　　在体育场东北角的大铁门前，我站住了。透过生锈的铁栅栏往里看，有着四百米跑道的大操场空空荡荡，只有两个足球门框遥相对望。我怀疑自己猜错了，或者地点有误，或者时间误差太大，但我还是在操场西边的主席台上，看到了一条灰蓝色的横幅，上面有四个扁扁的大字：宣判大会。这四个字令我无比兴奋，犹如赌徒押对了一笔不小的赌注。我很奇怪，它竟然没有首先进入我的视线。

　　在我的记忆中，东北角的大铁门从来都是合上的——合得不很好，有一道很宽的缝，因为是用铁链子拴在一起的，上面加把挂锁。小时候在苏联电影里，我曾见过这种式样的大铁门：门扇上饰有大小不一的五角星，最大的那颗星一边一半，假如它合拢好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五角星。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从链子下面的空档钻进去。城里很多孩子来踢足球，都是从这里钻进去的。但我终于觉得，这样做有失身份，于是顺着围墙，慢腾腾地朝南门走去。

　　操场上打着白线。远远望去，还以为要搞一场运动会呢。但线的位置却不大对。走近了才明白，这些石灰粉画成的块，是用来分隔不同类别的人群的。靠主席台的几个大块里，写着“学生”的字样，旁边的小块写着一些单位的简称。连块与块间的人行道也标出了。还不到下午一点。由于是道听途说，情报欠准，偌大的操场就我一人，从这个块自由自在地走到那个块。

　　主席台上放了一排桌子，上面铺着桌布。桌布也是灰蓝色的，上面等间距地放着七八只印花的玻璃茶杯。茶杯的存在，使人感到会议仿佛要开得很长。我有心爬上台，到桌后的那两排长椅上坐一坐，但这只是一种想法而已，就像我想“钻进去”一样。几个人从迎春桥那边走来，有的搬扩音设备，有的提话筒和大喇叭，有的拿导线和电源插座。我看他们摆弄扩音器上的众多旋钮，看了一会儿，也没什么看头，见桥上的铁门开着，便过桥去了。

　　桥那边是迎春中学，与体育场隔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我曾在这儿念过两年初中，知道桥上的铁门常关着，只有出操、上体育课时才开。过桥没几步，一道石灰线横在我面前，与篮球场黄色的边界线只差一两步。我不知道这道石灰线作何用，也没去想它有何用。篮球场有两个。靠外的这个场地上，站着三两成群的人，半数是学生模样。靠里的场地上，则全是学生模样。学校早该放寒假了，既然能见到这么多的学生，想必是事先得到了通知。

　　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在我最熟悉的那栋二层楼前磨蹭了一会儿。我记得初中时没挪过教室，一直就是二楼西头的那间。但我不能上楼去，因为楼梯上安装了防盗门。楼前铺了六边形的水泥块。我在上面走着走着，觉得有点别扭，才记起当时楼前是土路，下大雨时还能见到蚯蚓爬出来。楼前的水杉林长高了，又直又高，比铺着暗红色平瓦的四坡屋顶还要高。我没想到水杉树能长这么高。我记得它们那时又细又矮，个儿稍高的孩子，得低头弯腰，才不会碰到最下面的枝条。我回到篮球场，朝河那边望，只见沿河稀稀落落站了一些人，并无多大动静。我又想到那栋楼前转转。

　　路上我碰到了初二时的数学老师。尽管他两鬓花白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我看了他一会儿，记起了他的口头禅。他喜欢说，鼻屎淌到嘴里——顺事，及脱裤子放屁——多事。他也看了我一眼，我觉得他并没有认出我。他当然不会认出我，我那时既不是好学生，也不是坏学生。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老了，我也老了。我在楼前的水泥路上没走几个来回，就嫌热了，只得解开羽绒服的扣子。后来我在楼东侧的黑板报前停下了。我不记得初中的两年里看过黑板报没有。我听到一阵尖锐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便又往回走。校园里一下子冒出许多人来，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警车就停在篮球场上，已经不鸣笛了。那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警车，车顶的警灯还在闪烁。观围的人并不多。隔着两个篮球场，就能看见车窗里的防护网。可是就在这时，我觉得有必要上一下厕所。

　　厕所在老地方，显然经过了改建，较原先大许多，外墙上贴着竖条白瓷砖。进去后发现，它还是那种蹲坑式的。坑上面一个人也没有。站在便池的台阶上望遥远的那头，诺大的厕所空空荡荡，只有我一人用，而接下来的声音及孤独的回声更显出它的空空荡荡。我回到篮球场，面包警车不在了。我看见河那边有一辆相仿的面包警车，上面的警灯没亮，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辆。在它的前面，有一辆小轿车，上面的警灯也没亮。

　　迎春桥上的铁门关了——没有锁，只是掩上了。一个年轻的武警守在那里。在白线的拐角处，也有一个年轻的武警。我还以为线是直的呢，它却拐向了河边。现在不用想也明白了，这是一道警戒线。这道线向北延伸，把沿河的一排青砖平房全部圈了进去。我知道这排青砖平房是放体育器械的。平房尽头的门包着白铁皮，门前有两个武警看守。我发现所有的武警都很年轻，脸蛋都是红红的，且挎着一式的自动步枪。我走到近处，竭力朝铁皮门里看，心想，也许里面有个大官呢。过了一会儿，我改变了想法。也许里面就关着犯人。

　　桥上的门虽然关着，普通人还是可以通行的。人来时，那个武警开一道缝；人一过，他又掩上了。两个女学生，过了那门就一前一后地跑起来，仿佛在警戒线里呆久了，会出什么危险。这种担心显得分外多余，尤其是拐角处的武警，此时嘴里叼着一支烟，正在低头划火柴。更多的则是警察，他们通过时，武警总要把门开大些。那些警察，或是到铁皮门里去，或是从那里出来。其中一人穿了双崭新的白球鞋，在太阳底下很刺眼。他似乎还很忙，一会儿桥这边，一会儿桥那边。这使我注意起其他人的鞋来，他们穿的似乎都是黑皮鞋。

　　我不时朝河那边望，希望体育场上的人多起来。体育场上的人的确多了，但那些大大小小的块却远未填满，倒是河边站了不少人。跑道终点，两个台阶形的水泥墩上，也坐满了人。几个孩子，围着那辆白色的面包警车转来转去。我知道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我到里面的篮球场上转了一圈。学生们正在整队。走到近处，嗡嗡的说话声就很大。我看见他们有的背着书包，有的握着卷成筒状的纸。一个戴眼镜的学生走出队列，小跑几步，朝另一个学生喊：快点，要点名的。那个学生也戴着眼镜，正在二十米开外的柏油路上，气喘吁吁地跑着。

我想去河那边，却没有去。桥上的那个武警，现在只放人过去，不放人过来了。也许待会儿，连这边的人也不放了。我站在桥南侧的水泥栏杆前，望河对岸，看见两个警察把围观的孩子轰走了。我觉得累了，便转身坐在栏杆上。栏杆不高，坐着蛮舒服的。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嫌热，便把羽绒服脱下，横放在双膝上。没多久，河边的风把我吹凉了，我又穿上羽绒服，只是跟先前一样，没系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