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早点成个亲么。”有人说。

　　我吃了一惊，觉得声音就在眼前，抬眼，却不见说话人，只见视野的边缘，有一架竹梯靠在粗大的树干上。我的视线顺着竹梯往上移，竹梯的上端，有个戴蓝帽子的驼背小老头，正在卸架在树杈上的大喇叭。

　　“唉，早点成个亲么。”驼背小老头又说。

　　竹梯咯吱咯吱摇晃着。老头一只手扶着竹梯，一只手拎着喇叭，吃力地往下移。喇叭的重量使他的背更见驼了。方才就是这只喇叭，就是这只铅灰色的、脸盆大小的高音喇叭，宣判了一个人、一个无业游民、一个流氓犯的命运。老头下了竹梯，在原地站定，喘起气来。他喘了一会儿，直了直腰，拎着喇叭淡出了我的视野。老头走了。他走后，留下的竹梯依然靠在粗大的树干上。那是一株光秃秃的法国梧桐，树皮一块青白，一块灰褐，树干略略斜向跑道。我知道到了明年四月，它就会飘起纷纷扬扬的黄絮；到了明年夏天，它就会变得生气勃勃，枝繁叶茂，在跑道上遮起一大片阴凉，让上体育课或踢足球的孩子在下面乘凉。过了一会儿，我觉得那也许不是法国梧桐，而是一株其他什么树。

　　我发现自己坐在河边的水泥栏杆上，羽绒服横放在双膝上。方才我正神思恍惚，想那个流氓犯呢。那个卸喇叭的驼背小老头说得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和我的意思却不一样。老实说，我很难想象一个叫张建平的人，兜里揣着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夜复一夜地躲在树林里，草丛中，桥洞下，热切地期望一些落了单的年轻女人经过。我觉得自己真够倒霉的。我是为了看热闹，为了让自己轻松轻松，为了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才来的，现在却跟一个流氓犯扯不清道不明了。他干嘛不叫王建平呢？他干嘛不叫李建平，赵建平，朱建平，而偏要叫张建平呢？

在我的初中同学中，也有个叫张建平的，初中没念完，就退学了，跟这个张建平一样，成了无业游民。我记得一年级时，他和人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是那人叫了他的绰号。那人也是我的初中同学，和我还是同桌，叫什么现在却不记得了。那个绰号其实是我起的，只不过起了以后没敢再用。那天课间休息，坐在前排的张建平放了个响屁，响得像花腔女高音似地拐了几个弯。正好下一节是数学课。数学老师有两个著名的口头禅：鼻屎淌到嘴里——顺事，脱裤子放屁——多事。两个口头禅都是为证明几何题服务的。假如由这一步显然推出那一步，他就用前者；假如在证明中想岔了，画蛇添足，他就用后者。开头我们很不习惯他这样说，后来听多了，也就习惯了。可那天很特别。当他又说起“脱裤子放屁——多事”时，我就想起张建平那个拐了几个弯的屁来。我好容易憋住没笑，但下课后，还是悄悄地告诉了我的同桌。于是有一个绰号没过几天便传开了。当别人将这个绰号再传回给我时，我还装着头一回听说。我有些害怕，似乎预感到要出什么事。这个绰号叫“臭大姐”。臭大姐其实就是放屁虫子，因为张建平长得比较清秀，有点女里女气，还有一双像那个张建平似的眼睛，这个绰号显然更形象，似乎也更有侮辱人的味道。但我起这个绰号时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根本就没有朝那方面想。一个星期后，张建平和我的同桌在走廊上为一件小事吵开了，我的同桌就骂他是臭大姐，还撅起屁股来，啪啪啪，学着臭大姐放屁的样子。后来两人在楼前的水杉林里打了一架，相互拍了砖头。我的同桌头上缝了四针，张建平缝了七针。可处分下来，张建平记了大过，而我的同桌只挨了口头批评，原因是张建平先动砖头的。我不知道他们会打这个架，否则我肯定会去劝阻他们的。似乎从那以后，他的成绩就慢慢地往下掉，掉得一塌糊涂，最后竟然到了自行退学的地步。其实，只要再混五个月，就可以毕业了，可他竟然不想坚持了，或者坚持不下去了。

有一会儿，我觉得这个张建平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可想想又不对，他要真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会一眼就认出他的。即使这么多年没见面，即使他长高了，长胖了，晒黑了，甚至脸上多了一道刀疤，我也会一眼就认出他的。我不是一眼就认出了我的数学老师了吗？中国人同名同姓的多着呢。尤其是张是最大的姓，建平又是最常见的名，全中国少说也有十万个张建平。可是当这个张建平的形象模糊时，我就害怕了，只好抓住最后那个跪在垫子上吸烟的形象不放。在我混沌的大脑中，那是惟一清晰的形象。不用说，这两个人长得根本就不一样。这一点我心里清楚得很。他们长得就是不一样，否则我会一眼就认出他的。再说，我的初中同学根本就不喜欢干那种事。后来他进了一家车行，修摩托车去了，后来好像也被抓了……唉，监狱可是改造人的好地方，进去时小偷小摸，出来后什么都会，什么都干。不过他进的是拘留所，不是监狱……肯定不是监狱，他是因为输了钱和人打架而被拘留的，绝不是因为强奸啊杀人啊什么事。这是我在上高中时听说的。等我到外地上大学，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去干那种事的。他会过得不错的，修摩托车是一桩不错的生意，尤其是，街上的摩托车越来越多了，不但男人们喜欢骑摩托车，女人们也喜欢，女人们喜欢踏板车，尤其喜欢小木兰，在县城里，小木兰时髦得很……我忽然想起，这会儿也许就是张建平的行刑时刻了，心中不由得一惊。我竭力驱除这个想法，同时竭力驱除诸如下跪的背影，刽子手的墨镜和手套，白色的豆腐状的脑浆，围成半圆的看热闹的人群等意象。后来我只好闭上眼睛，可黑暗中，那双明亮的、漂亮的黑眼睛却分明冲着我看过来，紧紧地盯着我，像是在谴责我，又像是在同情我。于是我又睁开眼睛，做贼心虚般地四处张望。

　　所有的人都走光了。偌大的操场空空荡荡，又只剩下两个足球门框，遥相对望。所不同的是，地上遗弃了许多纸张。我没费力气，就想起了它们的用途。一阵凉风吹来，纸张们纷纷扬扬地飘起，在阳光照耀下，白晃晃的，像大如席的燕山雪花，又像撒向半空中的纸钱。待它们落下，多了两个拾垃圾的人，在弯腰追逐这些纸张。不知为何，刚才竟然没有看见这两个衣衫褴褛、身材矮小的拾垃圾的人。东北角的大铁门关上了，不知这次将关多久。我忽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想哭，无缘无故地想哭，不为这个张建平，那个张建平，不为任何人，也不为我自己。过了一会儿，我忽然又想笑。

　　我打了个寒噤，便又穿上羽绒服。这么长时间没穿羽绒服，肯定会着凉的。我可不愿意病倒在家里，让父母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可受不了那种目光。我觉得自己该走了，于是站起来，慢腾腾地斜穿过操场，准备由南门回家。地上的纸张依然很多，然而我却发现，这些纸张并不是白的或空白的，上面都有字，有的是试卷，有的是报纸，总之都印上什么或写上什么了。

　　我顺着墙根走到东北角，看见门外有个漂亮的小男孩，眼睛直朝铁链下面的空档瞅。我慢下步子，小男孩果然走近铁门，半蹲着侧过身来。他钻了一半，却又缩了回来，仿佛门缝没有提供足够的宽度。我曾经看见一个肥胖的中年人毫不费力地钻过去。我可不想再看什么热闹了，但一种古怪的心理驱使我停下来，想看他是不是再试一次。小男孩的确是想再试一次的，他那穿着漂亮的栗色灯芯绒裤子的双腿已经开始下蹲了，见我这么近地盯着他看，便直起腰来，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