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年前，我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时光。在那种处境下，能够安慰我的只有极少数的东西，如莫扎特的《安魂曲》，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卡夫卡的小说，佛教音乐，还有一位科学家的文集。

　　至今我还记得，我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大声朗读《狱中书简》的情形。我差不多能把其中题为《十年之后》的那部分完全背下来。我觉得我能够通过切肤之痛体验那位德国神学家的思想了。“过去的十年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损失不可估量，但我们并没有失去时间”，“发现一条常常未被发现的路——把每一天都当成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度过”……类似这样的话极大地慰藉了我。

　　在那段时间里，我真正理解了卡夫卡，理解了《变形记》《审判》和《城堡》，理解了《城堡》中那个可怕的阿玛利亚的故事。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卡夫卡比许多中国作家更了解中国。几年后，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博士来找我，我底气十足地对她说：“卡夫卡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当然，我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感受的人。

　　还有一样东西也是必须提及的，那就是佛教音乐。我对佛教一直多少抱有不敬的态度。我参观过很多寺庙，它们都不能在我心中唤起神圣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寺庙都是大同小异的，也许是因为张牙舞爪的金刚吓着了我，或者也许是因为烟雾缭绕的香火、过于功利的求佛心态、寺庙附近乱糟糟的小买卖使我难以忍受。在潜意识中，我一直以为与基督教相比，佛教是次一等的宗教，然而几次听《大悲咒》，我都激动得流下眼泪。我遭遇了一种伟大的艺术，一种能够为心灵提供最后避难所的艺术；而这种艺术在形式上又是那样简单！《大悲咒》等音乐使我理解了佛教。至少在音乐上，我认为佛教与基督教对苦难的感受与升华是同等的。

　　在那段倒霉的日子里，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竟然也能慰藉我的心灵，细想起来，也许是尤可奇怪的事。文集是从中科院的一位朋友那里借的。至今我还记得它的模样，封面是浅绿色的，上面有歪歪斜斜的格子线，书脊是墨绿色的，字烫金。译者有三位，第一位就是许良英先生。说来好笑，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一位女士的名字。我将其中的第一卷和第三卷读了好几遍（第二卷全是论文），有些话还摘抄到笔记本上。我感到安慰，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爱因斯坦绝对不是莫扎特或卡夫卡，他所写的也绝对不是《安魂曲》或《变形记》。按照通常的经验，一位科学家，一位热衷于发现宇宙奥秘的物理学家，无论如何伟大，其工作必定是与心灵无关的。

　　为了感谢这位爱因斯坦，我写了一部长长的话剧，前后写了三遍。我的一位朋友听后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应该多写小说，并引用张爱玲的话劝我：出名要趁早啊！他说的也的确是事实：当时朋友们都在拼命写小说，且都出了名。

　　（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在北京去世，终年93岁。以此陋文，不足以悼念许先生，但先生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的影响，似乎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