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达尔文和果戈理诞辰二百周年

朱也旷

　　二百年前，至少有两个伟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上[1]。这两个人，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文学家，他们不同的身份恰好构成了赫胥黎所谓的自然勋章的两面[2]。

　　对于达尔文，科学界在年初就已经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特殊敬意了。著名的《自然》杂志和《科学美国人》杂志均发表纪念性的专题文章。2009年2月12日，企鹅出版社推出了《物种起源》的纪念精装本，英国当代艺术家达米·赫斯特（Damien Hirst）具有X光透视效果的布面油画《空间中的人头骨》赫然出现在封面上。赫斯特的画谈不上有多高明，但他在《卫报》上的话却说得冠冕堂皇，“作品以适当的方式展现了达尔文的分析头脑以及在他那个时代持有那些观点，即质疑存在和信仰的基本构架的勇气”。同一天，德国科学家提前公布了一项重要成果——已经灭绝了3万多年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草图。从支离破碎的化石中提取古老的DNA难度极大，这项工作进行了十多年，目前只完成不到三分之二。一向严谨刻板的德国人选择在这一天公布，是因为它是达尔文的生日。甚至在中国的大城市的书店里，也能多少感受到这种纪念氛围。

　　而果戈理则没有如此的幸运，尽管俄乌两国也要开展一些纪念活动。这位生前落寞的作家死后也不大被人理解。在中国，他一度是人们热烈谈论的对象，但这种情形自八十年代中期即不再出现。而他的出生本身——4月1日——似乎就是上帝在愚人节制造的一个玩笑。因此有必要把他从僻静的坟墓中请出来纪念一番，再把他送回到僻静的坟墓中去。正如尼安德特人的DNA对于人类理解自身及进化过程十分重要一样，乞乞科夫们的DNA对于我们理解人性的弱点及进化过程也是重要的。

　　1831年12月，当小猎犬号军舰载着年轻的达尔文开始伟大的发现之旅时，生物学才刚刚超出分类目录的水平[3]，与古生物学密切相关的地质学尚处于襁褓之中。当时人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早期人类化石，对地球年龄的估算更是短得离谱，充其量只有几十万年，远远满足不了进化所需的漫长时间。地质锤，测角仪，望远镜，雨量器，气压计，看不清细菌的光学显微镜……这些已经是达尔文所能携带的精密仪器了。相形之下，今天的生物学家拥有强大的生物大分子提取技术，高性能的计算机和DNA测序仪，高倍数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之先进犹如霄壤之别。然而达尔文当初在极简陋的条件下（主要是基于肉眼观察）提出的理论框架——自然选择——依然是可以信赖的，生物学家至今仍在寻找这一理论如何在分子水平上发挥作用的解释。进化论和遗传学[4]一起构成了现代生物学的基础，就如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进化论不仅成为统摄生物学各个分支的有力理论，对邻近学科的影响也未可估量。它不仅力图解释Homo sapiens这个种属的全部历史及演化过程，且力图解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全部历史。达尔文的伟大近乎一目了然。

　　而果戈理的伟大就不那么显见了。长期以来，他被人视为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多半是基于一种误会，尽管乌克兰乡村和彼得堡之于果戈理，犹如火地岛和加拉帕戈斯之于达尔文[5]。这种误会虽不及将花花公子赫列斯塔夫误会为沙皇的宠臣那么严重，却足以遮蔽其天才中最独特的光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及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与道德觉醒时说，“全部俄国文学出自果戈理的《外套》”。其实，对于将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等小说奉为圭臬的现代作家，或许还可以说，“全部现代文学出自果戈理的《鼻子》”。上个世纪初，有一位教父式的人物把他的短篇小说强行摁到一张定制的魔床上，结果多次发现“作者与生活脱节”的情形，至于小说的语言，则“未免太主观，够不上一个现实主义者，而离朴素的和精确的描写未免太远了”[6]。适合图拉庄园里一位伯爵的普洛客勒斯忒斯之床自然不会适合彼得堡的一位低等文官。

　　果戈理是一位古怪的作家，即便以二十世纪的标准衡量，他也是——我指的不是他在性格上的古怪，而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他的写作方式。他喜欢用凸面镜或凹面镜观看世界。人们常用讽刺喜剧、“带泪的笑声”、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来给他的作品贴标签，凡此种种，均无助于揭示作品中的怪诞特征、诗性气质和神秘主义倾向。他能够将庄严、滑稽和讽刺巧妙地融为一体，仿佛集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以及拉伯雷于一体，这使得他的笑声极为特殊。

　　果戈理对自己的创作苛刻得惊人，生前只完成了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且跨越戏剧、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体裁范围。正是这些屈指可数的作品，成为俄罗斯文学在各自体裁内的源头性作品[7]。在果戈理心目中，《死魂灵》的第一卷是通往优雅建筑物的肮脏庭院，相当于但丁的《地狱篇》；第二卷和第三卷才是那座想象中的宏伟宫殿本身，相当于《炼狱篇》和《天堂篇》。以另一种体裁的标志性建筑为参照来构造自己的当代史诗，是一项注定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是在用蜡翅膀飞向太阳。于是在绝望中他将辛劳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

　　文学史上很少有一个时刻能与果戈理临终前焚毁手稿的时刻相比。这是勇气、真诚和精神纯洁的象征。惟有将艺术看得比生命重要的人，才能做出如此决绝的举动来。果戈理这样做有他的理由，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依然是巨大的损失，相当于一种大型脊椎动物譬如猛犸象的灭绝。非独如此，这个包含着剧烈的内心冲突的场面还是绝好的绘画题材。有人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沉思，有人画过彼得大帝对阿列克谢王子的审问，有人画过近卫军临刑的早晨，有人画过莫斯科1812年的大火，有人甚至画过遥远的庞贝城的末日……似乎没有一位严肃的俄国画家去试图表现这个场面。

　　并非所有的人都对俄国文学界的这场大火或小火视而不见。根据《莫斯科人》杂志的编辑尼·瓦·贝格的记载，“粗俗的投机商人，也许不过是几个蠢人，当时印过一幅火烧手稿的恶劣的石版画：果戈理穿着睡衣坐在熊熊的壁炉前，脸色阴沉，面颊和眼睛凹陷。谢苗跪在旁边。手稿渐渐被火焰吞噬……”为什么只有投机商人想到去表现它呢？这到底是一个粗俗的题材呢，还是有人从中看到了赚钱的机会而把它粗俗化了？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个视觉艺术难以承受的题材？

　　尽管有一两位体面的官员出现在果戈理的葬礼上，当局却竭力淡化作为作家的果戈理的死亡。他们希望他走得悄无声息，然后就在坟墓里一直呆着：不要再出来了，不要再出来滋扰活着的人了，无论是用你含泪的笑声还是不含泪的笑声。总之，他们希望《死魂灵》的作者变成一具真正的死魂灵。

　　“我们遭遇到巨大的不幸：果戈理死在莫斯科了——他死了，并烧毁了一切：《死魂灵》第二卷、大量已经完成的和刚刚开始的作品，一句话，所有的一切。您很难估价这如此残酷和包罗一切的损失是多么惨重。没有一个俄国人的心此刻不处于悲痛之中。他对我们不仅仅是作家：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自己。他对我们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彼得大帝的继承者。您也许会觉得这些话是在悲痛的心情下写出来的，未免夸张。但您不了解他。您所接触到的只是他作品中最逊色的部分，但即便您熟悉他的全部作品，您仍然难以理解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要理解这一点非得变成俄国人不可。”屠格涅夫在致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如是说[8]。性情温和的屠格涅夫在果戈理死后写了一篇悼文，称他为伟大作家，文章虽然侥幸发表了，他本人却因违反新闻检查禁令而到局子里蹲了两个星期。

　　果戈理在其郁郁寡欢的晚年成了别林斯基写于萨尔茨堡的著名信件的收信人[9]。他对农民问题的见解，他的道德观、宗教思想、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几乎他赖以存在的一切都成了抨击的对象。果戈理的蒙昧和天真诚然值得批评，但别林斯基的震怒却是绝对的矫枉过正，对作家本人亦构成严重伤害；尤具讽刺意味的是，某些看似进步、正确的观点其实未见得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0]。果戈理的世界观是复杂的，除了心态上的保守外，还因为俄国现实本身就是复杂的。作为一个作家，他必须首先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和内心感受，而不是首先忠实于某些看上去很美的理论。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屈辱中拥抱了一种变了形的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11]。这是中国人在近代史上所拥抱的无数主义的第一个，也是影响极大的一个。美国学者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对进化论的重要概念在中国的接受状况做了一番考察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只有上帝才知道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什么”。迄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自然科学理论能够对社会学科及人类社会本身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自《物种起源》问世之日起，达尔文主义就像洪水一样不可遏止地向冲向其他领域，且在此过程中受到广泛而深刻的误解。牛顿的理论虽然也曾产生超出物理学的影响，甚至也曾波及到政治学领域，但与达尔文相比，无疑要逊色许多。今天，绝少有人会用“适者生存”理论来为一些不道德的手段尤其是不道德的政治、经济手段辩解。然而，在一个基尼系数极大的社会里，自然选择一如既往地保持冷漠无情的威严，并不是聊以作为谈资的学术理论，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故事。

　　这些故事是已经死了的果戈理部分地面对过的，也是今天的果戈理和未来的果戈理应该面对的。

2009年3月初稿，2012年8月定稿